——“《十二諸侯年表》，其首在《世表》……其尾在《六國年表》”。
——“《六國表》終於秦二世三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起於高帝元年，此兩篇本相接。《月表》乃在秦漢間夾縫裏，故題目秦楚之際”。
——“《高祖功臣》以下四篇，俱蒙漢興為文，而《將相名臣年表》又作一總束也”。
他還指出：“《史記》十表是通盤打算了然後下筆，非若後人節節為之者也。”【28】這樣十表合看，既能使曆代曆史階段的特點了然於胸，還能得到一個對曆史進程的貫通的認識。因此，潘永季對《史記》表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十表精能之至”，“網羅古今”，“為一部《史記》之綱領”，“不讀十表，全不得《史記》的要領”。潘永季對史表作用的認識，雖從闡發鄭樵評表之語出發，實則綜合各家對表的認識，遵從司馬遷表序之旨，參諸紀傳，而得出了較為準確合理的認識，他對史表標識時代發展和貫通曆史進程的認識，在今天看來，仍是有很高價值的。
實際上，清前期的汪越已有類似的看法，其《讀〈史記〉十表》曰：“《十二諸侯年表》並與《三代世表》之末相接續……觀世家所載之詳，乃知此表斷其義，不騁其詞，非獨具年月世譜而已。蓋自厲而宣，自幽而平，周轍既東，以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勢也。”“讀《秦楚之際月表》，當續《六國表》”，“讀《六國表》以秦為主，周之後，漢之先……踵《春秋》後，表六國時事是也。”“表秦詳於六國何？秦自為一代之製”【29】。等等。但汪越多少有些以正統思想看表的傾向，是以“春秋筆法”來看待十表之間的關係，故其分期的思想是並非十分明確，也不符合司馬遷的本意。方苞在《書史記十表後》一文也提出關於司馬遷曆史發展階段性思想的見解【30】，主要是分析十表序文對不同曆史階段特點的闡述，目的是說明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成就。這些都可視為清代學者對司馬遷曆史分期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闡發了《史記》十表的重要作用。
總之，司馬遷所創立的史表，增強了《史記》結構布局的嚴密性和科學性，並為史家研究曆史進程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形式。在後世史家看來，它不僅具有章法謹嚴、思維縝密的學術性，如錢大昕所說“文簡而法密”的特點，還代表了一種崇尚簡約，注重考察天下大勢及一代盛衰的經世史學。這與清初學者提倡的史學經世的思想相符。另一方麵，其形式既能用之於通史，又能用之於斷代史，這正順應了清代學術漸趨科學性、總結性的要求，因此，在清代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
（二）對史表編纂與應用理論的總結
清代史家在重視撰述史表的同時，還總結了具體運用史表所要遵循的原則及相關理論。這些實際是後人對司馬遷史表意義的探討，也是對史學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具體的撰述中運用表體，發揮其優長。
1.救其弊而善所用
這是要求史家在運用和評價史表時，不要因為某種體裁有缺點就全盤否定，要善於取長補短，才會有新的創製。《漢書·古今人表》曆來多受指責，如梁玉繩所說：“前哲每議此表為妄作，如《史通》中《表曆》、《品藻》諸篇，宋鄭樵《通誌序》、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十》、羅泌《路史後紀十四》、王觀國《學林三》、明楊慎升庵集《人表論》，皆競相彈射，少所推嘉，故欽玩者鮮。”【31】與此種意見相反，章學誠最突出的理論貢獻之一就是總結了人表在曆史編纂中的重要意義。這首先表現在他對班固《古今人表》的評價上，他說：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跡，但畫西京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夫，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人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
但他接著指出《古今人表》之失可以加以補救：
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眾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32】
他認為班氏所創人表一方麵可以為司馬遷書補隙，另一方麵可加以改造，成為通史人表通例。通過這些評論章學誠總結出兩個原則，一是對於舊史表作應“救其弊而善所用”；二是“通古之史需人表”。那麼，是否斷代史就無需人表呢？章學誠說：“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眾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眾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製其蕪濫猥棼。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對人表的作用章學誠也論述得極為中肯，他說：
史之有列傳，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紀之本末而已。治《左氏》者，償有列國《公子譜》矣……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製，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33】。
他在這裏指出人表可以為後人提供論世知人的依據，也可以從中得知史書人物傳的取舍標準。因此，人表在紀傳體史書中不可或缺。基於這些認識，章學誠在編撰方誌中廣泛應用人表。如他在《文史通義·列傳》所記：“往者聘撰《湖北通誌》……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為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為《人物表》。”他還認為“方誌之表人物，將以救方誌之弊也”【34】。此外，他還鼓勵後學多作人表，他在《與族孫守一論史表》中說：“聞《二十二史年表》已卒業……足下治年表之暇，再能將《廿二史》列傳人名，亦仿此例編之，可與《年表》相互經緯。”這些，都是章學誠在總結前代史表成就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修誌實踐，得出了較前人更合理的認識。他總結出通史和斷代史、紀傳史和地方誌等都可以遵從的史表編纂原則，這不僅擴展了史表的運用範圍，還推進了史書編纂理論的發展。
2.體有所專，意有所重
這是要求史家製作史表時要掌握製表的基本方法，嚴遵史表體例，同時還要根據史家要表達的思想內容，靈活選擇相應的形式。章學誠強調要嚴格史表體例，他說：“古人有專門之學，即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就是說，史家既要嚴遵表體義例，還要根據自己所要表達的主旨，來靈活運用表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誌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曆敘官製），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35】他還指出，隨著曆史的發展，各種史書體裁的內容和相互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即使變化也要嚴尊史體，不可混淆。“東京以還，僅有職官誌，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據此，他批評史誌載選舉，“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在此基礎上，他總結一些運用史表的原則和方法：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複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36】
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記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非為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37】
這些認識並非都針對《史記》史表來說，但都以《史記》史表為史家撰述的標準，並從中引申出一些重要的理論見解。對史表載人的情況，他認為一種是從略，一種是特書；對史表的形式，他認為有些可以采取經緯縱橫的形式，有的則需列敘，這些都要根據史家要表達的思想內容而定。更為重要的是，他指出史表立例不精，就不能達到像《史記》十表一樣的功效，而立例不精的原因在於史家不會運用“班分類附”的方法，就是將人物和事件加以分類的方法，類例之法與表體配合，才能真正發揮史表執簡馭繁的功效。他這些見解，對我們今天的史書編纂仍然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老一輩史學家，如陳垣、白壽彝等，都很重視類例的思想方法，這不僅是形式上的要求，也是對史學工作者思維方法的要求。須知這種縝密的思維從司馬遷創立史表起而格外受到重視，經過後來史家對史表作法的不斷探索，而具有了科學思維的色彩，成為曆代史家所奉行的思想和編纂傳統。
3.揆之史法，參以時宜
史家既要按一定的史法編纂史表，還要根據時勢的變化而立表，以顯示新的時代特征和社會發展大勢。清代很多史家都認識到史書體裁是要隨著曆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曆史變動引起社會各方麵紛繁複雜的變化，必然要求史書采取適當的編纂形式來記載這些內容，史表因具有文簡法密、綱領一書的特點，更不例外。浦起龍就曾稱讚過表的特點，他說：表“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38】他認為史家能參以時宜，即能根據時勢的變化、需要而立表，就會使史書記載儉省而不失嚴密。這確實總結了表體在我國正史中的編纂情況。司馬遷通過十表，對漢武帝以前的曆史演進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並貫穿了他的曆史觀點，實現了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漢書》八表對《史記》有關漢代諸表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其《古今人表》所記都是漢以前人，其意仍是補續《史記》。其所增《百官公卿表》同《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職官製度與職官年表的合璧。後世各種表體的出現和創新，大都是時之所宜，必然之作。歐陽修《新唐書》上繼《史》、《漢》遺風，創《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係表》、《宰相世係表》。其中，《方鎮表》譜列唐代藩鎮割據的局麵，《宰相世係表》顯示了唐代門閥政治的盛衰，都鮮明地反映了時代的特點。《遼史》立《外戚表》和《公主表》則反映了遼朝外戚蕭氏勢力顯赫及政治與血緣的密切關係。《部族表》和《屬國表》反映了遼代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和當時各個割據政權之間的交往，還有關於日本、高麗使臣赴遼的記載，是極有價值之作。《金史·交聘表》寫金與宋、西夏、高麗的關係，可謂其姊妹篇【39】。此外，《元史》的《三公表》，《明史》的《宰輔年表》、《七卿年表》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時代變革的狀況，因此有較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