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是以列表的形式，記述曆史的有關內容。它按時間詳略及內容、性質分又有世表、年表、月表、世係表、職官表、人名表、部族表等。史表作為一種史書體裁，成為史學著作體例之一而被確立下來，則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把表與書、本紀、世家、列傳綜合為一體，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表現形式，為世所稱道。其中，史表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然而，後來正史缺表情況也較嚴重，僅《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有表。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作表難，二是讀表難，三是流傳不易，四是史表多受批評。《四庫全書總目》曰：“史家之難，在於表誌，而表文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劉知幾考正史例至為詳悉，而《史通》已有廢表之論，則其他可知。”【1】其言允矣。但表之重要，在清代史家提倡尤烈，其讀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亦為前代史家所少見，有關史表的運用理論也層出不窮，說明史表在清代更加成熟。而此前曆代史家也不斷有追蹤司馬遷，製作史表，研究史表，逐漸形成了運用史表、研讀史表的傳統，並提出了很多關於史表編纂和應用的理論，對今天史書編撰仍是很有價值的。
第一節 《史記》十表及其影響與史表傳統的形成
司馬遷之後，班固《漢書》仍沿用表體，但是受到劉知幾譏評甚多，加上魏晉南北朝戰亂紛爭，政權更迭，史著散佚，表的編纂出現難以為繼的局麵。即使如此，史表在史著編纂和一些私家著述中仍有所應用，觀劉知幾《史通》之《表曆》、《古今正史》所記，可知唐以前史表之發展：
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
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又據《古今正史》篇記載：東漢時，朝廷為了編纂從光武元年到安帝永初間的曆史，曾“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劉珍、李尤等人死後，朝廷“複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至漢桓帝元嘉元年，大軍營司馬崔□、議郎朱穆、議郎延篤等人又雜作《百官表》及紀、傳，纂成《漢記》。自此之後，社會動蕩，史臣廢棄，舊文散佚。至魏文帝黃初中，《漢記》已殘缺，當時史臣又著有《先賢表》。晉司馬彪即在這些著述的基礎上寫成《續漢書》，“錄世十二，編年二百”，多少吸收了前人作表的成果。
從劉知幾這些記載來看，漢、晉至南北朝時期，史著作表已經成為一種傳統。而且人們評論《史記》史表也多有肯定的言論。如東漢張衡作《應間》雲：“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2】注曰“諜，譜第也。”實乃張衡讚《史記》功臣表的創作。齊梁時劉杳引桓譚《新論》雲：“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3】等等。可以說，這些評論代表了一部分史家對《史記》作表的態度，並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史表的製作。
劉知幾對史表還是很關注的，並有一定的評價標準。他批評《史記》的表，說“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4】這裏劉知幾隻是以《史記》記人的特點來看待表的作用，實際上，司馬遷作十表的宗旨並不是記人，而是記事，目的是“綜其終始”、“一觀諸要”，將“盛衰大指著於篇”【5】。而劉知幾並未很好地理解《史記》紀傳體五體配合、表為綱領的優長，以及司馬遷作表的宗旨。但在把表單獨拿出來觀覽時，劉知幾對司馬遷創立的史表是肯定的。他說：“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裏，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6】他認為，史表書法謹嚴有體，並且不受時空限製，同時彌補了編年和紀傳之不足。此外，他還認為在分裂年代，如在春秋、戰國“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之時及十六國時期“不附正朔，自相君長”的狀況下，作表“以統其時，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可以起到“甄明”的作用【7】。這實際上指出了史表在遇頭緒紛繁時紀年上的優勢。總之，在他的思想觀念裏，史表作為一種獨立史書體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獨具特色的。盡管他批評史表的言論在後世屢遭責難，但他關於史表作用的一些言論多少也能啟發後代史家更好地運用史表，這是應該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