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表有這些優點，唐宋以降至近代，私修諸紀傳體史有表者不斷有所增加【8】：
《續後漢書》90卷，元郝經撰，凡年1卷，原書久佚，年表全佚。
《季漢書》56卷，明謝陛撰，有《兵戎始末》、《人物生歿》，卷首冠以論、答問、凡例，以明全書之宗旨。
《宋史質》100卷，明王洙撰，《宰執年表》附傳略7卷。
《宋史新編》200卷，明柯維騏撰。
《山堂別集》100卷，明王世貞撰。
《尚史》70卷，清李鍇撰，為改修《史記》，上起軒轅，下迄秦代，有年表4卷。《四庫全書》著錄，蓋又多分子卷，非有增益。
《季漢書》90卷，清湯成烈撰，未見傳本，為莫友芝所稱，謂此書於表、誌用力尤勤。
《西魏書》24卷，清謝啟崐撰。
《晉略》66卷，清周濟撰。
《續唐書》70卷，清陳□撰。
《十國春秋》114卷，清吳任臣撰，有《十國紀元世係表》、《藩鎮表》、《百官表》各1卷。
《宋史稿》219卷，清陳黃中撰，是書未刊，稿本已佚。
《元史新編》95卷，清魏源撰。
《明史稿》310卷，清王鴻緒撰，收入《橫雲山人集》刊行。
《明書》，清傅維鱗撰。
《蒙兀兒史記》160卷，屠寄撰，表12卷，1934年刊成。
《新元史》257卷，柯劭□撰，表7卷，書成於1920年，有鉛印、木刻兩本。
《渤海國誌》4卷，唐晏撰，撰於民國8年。
《渤海國誌長編》20卷，金毓黻撰，表4卷，遼陽金氏千華山館1934年版。
這類史表之作雖大多集中在清代，而史家重新重視史表實始於宋代。鄭樵說：“《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9】其評價之高，引起很多史家探討《史記》史表的興趣。熊方首先為正史補表，作《補後漢書年表》10卷，其自序雲：“臣聞昔司馬遷、班固之為史皆謹於表年，從《春秋》之法大一統，以明所授，蓋天子之事也。至範曄作東漢史僅畢紀傳而表誌未立。蕭梁時劉昭補注舊誌，又不及表，殆非聖人所以辯正朔、存褒貶之意，史家大法於此墮廢。”【10】他回顧了自司馬遷創立史表以來，表的發展狀況，認為史表的價值在於“辯正朔，存褒貶”，並賦予它“史家大法”的地位，由此提倡重視史表。宋呂祖謙對《史記》評價很高，他也是第一個對《史記》十表進行總體分析、逐一考辨之人。他還撰《大事紀》通釋3卷，解題12卷，模仿司馬遷史表的形式，對周敬王以後的史事加以增補考訂。《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說：“是書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係月以紀春秋後事，複采輯諸書以廣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書法皆祖太史公。”並指出呂祖謙此舉在當時的學術界開辟了一種新風氣，“當時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不專言性命”。由此可見，看重史表之學，實開一種講求嚴謹考據的學風。不僅如此，他也為後代史家提出了新的《史記》研究課題。這種研究史表之風氣的出現，一方麵與當時正史接續《史記》啟用表體有關，如歐陽修《新唐書》上繼《史》、《漢》遺風，創《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係表》、《宰相世係表》等，這必然引起史家對史表的關注，而加以討論。另一方麵，也與宋代注重闡發史書大義深旨之風有關。如呂祖謙說：“《史記》十表，意義宏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係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11】其後，魏了翁亦曰：“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創為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一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12】此外，林□、黃履翁等都有類似看法【13】。他們注重闡發司馬遷通觀時勢的識見和經世致用的精神，這對人們理解《史記》表的思想價值和司馬遷作史宗旨是有益的，他們的對表的看法確實對後代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南宋李燾所著《曆代宰相年表》34卷，已頗具規模，可以說是宋代史表之風漸盛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