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1月19日至2002年4月19日，我在高密法院柴溝法庭幹了3年零3個月的庭長。現在回頭想想，這期間是自己人生中收獲頗多的階段之一。所以想把其中的點滴經過和感受寫出來，與朋友們分享。
一、初衷
在法院工作了9年，盡管也在刑庭和審監庭待過，但時間都很短，主要的精力和年華都奉獻在了一堆堆的經驗介紹、年終總結和宣傳報道上。
在研究室工作當然也很鍛煉人，讓你學會胸有全局。社會的動向，全院的工作，各庭的情況，每個人的特點都了然於心。同時，我跟的幾任院長工作都相當出色，創新意識很強，自然也學會了很多工作的路子，在以後的日子裏受益頗深。
但是，在領導身邊幹，自己的時間太少，甚至於幾乎沒有。星期天不用說，節假日也經常搭上，最極端的一次是抄材料到了除夕晚上的10點多。再就是圈子越來越小，沒有時間去和不同的人交流，沒有機會去幹不同的事，導致自己思考問題的角度越來越窄，性格變得也有些沉悶了。特別是自己學的是法律專業，平時也很難發揮。說到底，就是失去了自我。
意識到這一點後，就動了到業務庭鍛煉的念頭。
機關的業務庭工作大同小異，並且還是在領導身邊，沒有很突出的特點。而法庭條件相對艱苦，相對獨立，人、財、物俱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是個理想的場所。1997年4月，我由研究室副主任調到審監庭幹庭長。一年之後，當新任院長把我從審監庭再調回研究室幹主任的時候，我就動了下法庭的決心。
但這話不好和院長直說，怕落個不願意跟他幹的壞印象。我的初中老師石銘奎時任組織部副部長，對我非常熟悉。當和他說了我的苦衷之後，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半年之後，院長找我談話，讓我到法庭幹庭長，我並沒有感到意外。
二、離婚眾生相
（一）搶親未遂
法庭的案件主要是兩大類：欠款和離婚。欠款相對比較簡單，而離婚案件卻像各家過日子一樣，一家一個樣。通過離婚案件，可以折射出當時社會的影子。
在農村娶個媳婦不容易。新房子、新家具、新電器一樣都不能少，而這一套下來，怎麼也得六七萬塊錢。這些年女孩子進城打工的很多，但想在農村結婚居住的卻很少。所以，城裏女孩子多，鄉下男青年成群。為了給兒子說個媳婦，全家人就得下血本。
梁女，姿色中上，好打扮，眼界高。其父嗜酒，家境清貧。梁女相親無數，卻一直高不成，低不就。
鄰村曲男，家庭中等，新房已就，隻盼有鳳來巢。因曲男長相矮小，本分老實，已難納入當下女孩之視線，在光棍的路上亦愈走愈遠。
有媒婆見狀，忽發奇想，往來撮合數次，竟成。然梁父要價頗高，除了新家具、新電器這些日常用品齊全外，又要彩禮錢3萬元。
曲家因蓋新房，積蓄已所剩不多。然看著一天天見老的兒子，父母隻能咬牙答應，求親告友借錢，總算把梁女娶進家門。
梁女似乎也認命了，結婚前幾年，和丈夫相處也還和諧，生下了一個兒子。
日子日漸安穩，家境因為背負債務多卻愈發貧寒。
孩子3歲多的時候，梁女下決心進城打工。曲男盡管心裏並不願意，也奈何不得。
一年多之後，梁女突然回家提出離婚。
曲男早已察覺出了梁女的變化：穿著打扮日漸時髦，回家次數日漸減少，甚至後來隻是看看孩子就走。還有風言風語說，經常看見和她的小老板一起出出進進的。
曲男全家人一聽梁女提出離婚，頓時炸開了鍋。
梁女決心已定，一紙訴狀遞到了法庭。
書記員給曲家送完訴狀回來和我說了曲家的反應：曲母哭得昏天黑地，曲男堅決不在送達回執上簽字，隻能留置送達。曲父發出狠話，隻要那女的敢進法庭大門，不需要法庭處理，他們自己有辦法。隻有曲家小兒不懂事，好奇地圍著我們的警車轉。
我們感覺開庭時可能要出事。
當天早晨，我把承辦人和書記員叫上來，交代了一些可能發生的注意事項和我們的預案，又單獨和看大門的老鐵麵授機宜。
梁女一個人早早地就坐到了法庭裏。
接近開庭時間的時候，法庭大門外停下了兩輛農用三輪車，從駕駛室和車廂裏下來好多人，其中大多數是一些中老年婦女，看來是曲男的七大姑八大姨助陣來了。
“你們是幹什麼的？”隨著大嗓門的響起，老鐵已經攔了出去。
“姓梁的不是要離婚嗎？我們就來看看她怎麼離！”
“他爸花了曲家那麼多錢，就這樣想走人？沒門！”
七嘴八舌，像開了鍋一樣。
“誰是離婚的？”老鐵的大嗓門再次壓過了那幫婦女。
一個個子矮小、其貌不揚的中年男子領著個小男孩站了出來。
“好，你進去。”老鐵一指法庭。
後麵那堆人也要向前跟。
老鐵再次攔住了：“今天這是離婚案子，是人家兩口子的事，法律上叫涉及個人隱私，別人不準進去旁聽。”
老鐵不是法官，又是當地人，糊弄一下老百姓也不會有人追究責任。
“好，不聽就不聽，俺看看今日還能飛了她！”一個婦女指點著審判庭的窗戶惡狠狠地說。
“走，咱上門外去等著她！”把孩子接過來的曲父發話了。
這群人罵罵咧咧地退到了大門外。
11點多，庭審結束了。梁女在院子裏剛一露頭，門外那群人呼啦一下衝了進來，梁女嚇得趕緊跑回了審判庭。
我知道憑我們法庭的力量是收不了場了，趕忙給分管院長打電話，請求法警隊支援。
放下電話，我立即下到了審判庭。
裏麵已經吵翻了天。
梁女被緊緊地圍在中間，那個男孩抱著她的大腿。老娘們都在指著梁女的鼻子罵，個別的還和勸架的法官撕扯起來，幾個男人則在外圍虎視眈眈。
“幹什麼這是？”我高喊了一聲，心裏真有些火了。
人群靜了下來，庭裏的同事也都望著我。
“你們爺仨跟我上樓，我和你們談談！”我指了指曲父、曲男和他的兒子，又給承辦人使了個眼色，“把人看好！”
我讓爺仨在沙發上坐下，又給他們每人倒了杯水。
說實話，我對這爺仨非常同情。看著衣服已經髒得看不出顏色的孩子，心裏更是一陣陣發痛。
話題也就從農村娶媳婦不容易說起，談到他們家的付出，相信法庭會盡力做和好工作，同時指出強扭的瓜也不甜。
我邊說邊看表，估計時間差不多了，便話題一轉，指出他們今天帶人哄鬧法庭是錯誤的行為，強行搶人更是犯法的。
話音未落，便聽到急促的警笛聲由遠而近直奔法庭而來。
我剛走到窗前，就看見法院的警用麵包車閃爍著警燈呼嘯著衝了進來。車門一開，沒等車停穩，五六個法警跳下來就跑進了審判庭。
還沒等我坐下，又聽見警笛聲重新響起，隨即遠去了。
人群又湧到院子裏叫罵，我知道梁女已經被安全地接走了。
我站起來說：“好了，今天就到這裏，你們先回家吧，我讓辦案人員有空再找梁女做做工作，爭取能有個好的結果。勸勸你們那幫親戚，馬上離開法庭，別在這裏鬧騰了。”
爺仨慢慢地起身出去了。我站到窗前，隻見曲父低著頭向那幫人揮了揮手，帶頭走了，曲男拉著兒子的小手走在最後。
望著爺倆躑躅離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了一種落寞和孤單。
（二）共浴愛河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婚姻觀念也發生了轉變，離婚的原因多種多樣，法律規定的“感情確已破裂”，在當事雙方看來，已經不是離婚的唯一標準。離婚案件不再個個都是劍拔弩張，調解離婚率開始上升。但有些離婚又讓人看不懂了，甚至大跌眼鏡。
一天上午，內勤老聃來到了我的辦公室：“庭長，有對離婚的，在家裏把所有的事都商量好了，隻讓我們出個調解協議，想今天就拿著。”
“嗯？”我有些不太相信，既然什麼事都商量好了，何不到民政局去，辦理速度快，收費也便宜。
“你讓他們上來。”我想當麵審查一下。
一會兒，老聃領著一對青年男女上來了。
我仔細打量著，男的戴副眼鏡，看來有一定的文化，女的穿著也很得體，兩人都不像在農村幹活的。
我把起訴狀拿過來，是女方起訴的，寫的比較簡單，理由是感情不合。
離婚案件比較難辦也就在這裏，因為感情問題是很難有標準來衡量的，鞋合不合適隻有腳知道。“感情確已破裂”的離婚標準，一個案子一個樣，一個法官評判一個樣。
我又把雙方的結婚證、戶口本、身份證等證據翻來覆去地看，確實是這兩個人的，沒有什麼可疑之處。
“這樣吧，”我對老聃說，“你給他們立上案，把手續辦辦，然後找個法官走走程序。”
“庭長，能不能少收點錢？我們這個事比較好辦……”看來老聃已經告訴了她我們的收費標準，女的開始求情。
“好，你們程序簡單，破例照顧一下你們，拿800元吧。”我很大方地一揮手。
女的可能認為我收錢吧，連忙向外掏。
“你不是回去還要坐火車嗎？我交錢吧。”那個男的對女的說，同時也向外掏錢，看來那個女的是在外麵幹活。
“你們這樣怎麼還離婚？”看到這一幕，我更有些不解了。
“唉！”男的深深地歎了口氣，搖了搖頭。
“我們今天能拿著調解書嗎？”男的又問。
“今天拿不著，還要找領導簽字，到法院蓋章。我們盡快吧，到時候讓內勤給你們打電話。”其實調解書當然不用領導簽字，但我還是不放心，想拖延一段時間，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後來什麼也沒發生。
這還不算奇怪的，還有更讓人不可思議的。
那個案子我沒接觸，所以離婚理由已經記不清了，是夥計們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的。
一對離婚男女拿到調解協議後，先是在鎮駐地最好的飯店吃了分手飯，又到最好的洗浴中心洗了“鴛鴦浴”，用夥計們的話說那是“共浴愛河”。
然後，這對曾經的夫妻才變成了熟人。
三、執行風波
我在法庭工作的時候，立案、審理、執行全由法庭自己處理，最難辦的是執行。
老百姓不是沒辦法了，一般不願進法庭的大門。進來了，你就必須給他個結果。至於什麼人手少，事務多，整個社會法律意識淡薄，被告沒有償還能力等等，都與原告沒有關係。
領導讓你去當一庭之長，有一個最高期待和一條底線要求：工作要創一流，不能出事。
至於能不能辦好，全看自己的本事了。
（一）被關門內
到任之後不久，老張告訴我，他給基金會辦了一批案子，很多沒執行上來。其中一個戶欠了4000多塊錢，去了多次，不是被那家女主人罵出來就是推出來，看來必須強製執行。
農村股份合作基金會是當時政府成立的一個怪胎，製度不全，管理混亂。但由於存、貸款都方便，利息也比銀行高，所以發展很快，大鄉鎮的基金會已經到了幾千萬元的規模。
我去的時候，基金會由於“多米諾”效應，已經全部崩潰，老百姓群起上訪。而我市第一個出現擠兌風波的，正是柴溝基金會。所以，黨委、政府和法院都把為基金會收欠款作為頭等政治任務來抓。
基金會的錢主要由四部分人花了：政府、鄉鎮企業、暴發戶和普通群眾。
政府和鄉鎮企業都擺在那裏，逼急了就拿出部分錢安慰一下存款戶。大多數暴發戶把借款已經算作了純利潤，壓根就沒打算還，這時候或者人去樓空，或者待在被自己折騰得一貧如洗的家裏等死。而有希望通過法律途徑收上來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貸款。這部分麵比較大，但每家每戶都不多，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其實正是為普通農民服務的。
這，不知是社會的悲哀還是法律的悲哀。
這個欠款戶家裏做著生意，有摩托車、電視機等，這在當時還是比較值錢的大件。有能力而不償還，並且還辱罵我們執法人員，這就有些不把法律和法庭放在眼裏了。
考慮到男主人公騎著摩托車每天到集上販魚，一般中午才能回家，決定中午去強製執行，主要想扣押財產。為防意外，除了全庭靠上外，我又向法警大隊請求支援。
11點多，由老張帶路，法庭和法警隊兩輛警車一前一後駛出了大門。
“庭長，今天中午怎麼做飯？”我臨上車，老鐵又攆上來問，他是念念不忘生活問題。
“算了吧，回來再說，你值好班就行。”法警隊的兄弟們來幫助工作，當然不能吃夥房，再說還不知幾點回來。
20多分鍾後，到了那村的大街上，我們停下車。法警隊陳副隊長讓司機調過車頭衝著來路，並且不準下車，不準熄火，其他八九個人就跟著老張進了旁邊一個戶。
“你們又來幹什麼？”剛進院門，我就聽到屋內一聲斷吼，緊接著一個胖胖的婦人就擋在了屋門口，滿臉橫肉縫中全是怒氣，兩眼緊逼著我們，似乎是麵對著一群強人。
寫文章還講究個起、承、轉、合，進門不倒水也就罷了，不管青紅皂白，先來個當頭棒喝，我們感覺頭皮有些發緊，不由得想到了“十字坡”上的“母夜叉”孫二娘。
我是庭長，隻好首先上前，盡量平和地解釋：“你家欠基金會的錢，法庭來了好幾趟了，你們也沒還，今天我們再商量商量。”
“沒什麼好商量的，又不光我們自己欠著。政府欠了那麼多錢，別人欠了那麼多錢，你們為什麼不去要？欺負我家男人老實是不是？”“老實男人”的女人一邊高叫一邊還揚了揚手中的掃炕笤帚。
中國民間有句俗話叫“法不治眾”，“大家都那樣，你能把我怎麼樣”是很多人的一種從眾心理。
但是今天不同，我們是有備而來。我看到已經有外人開始走進院子，感到不能拖下去了，便下命令：“填手續，扣押摩托車和電視機！”
話音剛落，老張還沒來得及填完手續，一個機靈的小法警早已瞅好了院裏的摩托車，鑰匙還插在上麵，跨上去一腳蹬起來，一溜煙就騎出去了。
這下捅了馬蜂窩。
那個胖婦人像一堵牆一樣擋在屋門口，死活不讓向外搬電視機。而一個從外麵進來的婦女趁我們不注意，不知道從哪裏找來了鎖，把大門從裏麵鎖上了，還有幾個人乘機向我們推推搡搡。
形勢立馬逆轉。
中午是農村在家的人最多的時候。門外已經聚集了不少村民，吵吵嚷嚷響成一片。
那些年，因為執行案子，幹警受圍攻被打傷的事時有發生。
“算了，把電視機給放回去，”人安全離開已經成問題了，我隻能退而求其次，對那婦女說：“你先把門打開，欠款的事以後再說。”
“我不開，除非你們把摩托車給我送回來！”態度更加蠻橫。
法警隊脾氣有些暴躁的老高早已按捺不住，他信奉教育不是萬能的。說時遲，那時快，隻見他從院牆邊找到一柄鐵鎬，掄起來就向大門上的鐵鎖砸去。隻聽劈裏叭啦五六下後，門戶洞開。
“走！”老高把在門邊吆喝。
我走出大門，隻見大街小巷已經站滿了圍觀的群眾。婦人難聽的罵聲從後麵追了出來，盡管法警隊的兄弟們緊緊護在我們兩邊，自己感覺還是有些灰溜溜的。
車子已經向前慢慢地開著，我們有些忙亂地鑽了進去。出了村莊，大家的臉色才恢複了正常。
“怎麼樣，以前在研究室沒經曆過這種事吧？”陳隊長看著我笑了，“以後就當日子過了。”
（二）菜刀驚魂
轉眼到了春天。
一個離了婚的婦人，因為調解書上的財產沒有到手，三番五次往法庭跑。老董也去過多次，每次都吃了閉門羹。經向鄰居打聽得知，這個男人早上吃了飯就走村串巷去做生意，天黑才回家，不知是不是有意躲避。
不知誰找的，黨委的一個副書記也知道了這事，打電話過問，似有責備之意。我又聽說原來抵頂孩子撫養費的黃牛不見了，分析可能讓那男人賣了，便感覺這案子不能再拖了。
考慮到要去的村莊離縣城有近一個小時的路程，如果上班後趕過去，那男的可能又鎖門走了。於是決定全體住在法庭，第二天一早去執行。同時，讓老董告訴那婦人做好相應的準備。
第二天早晨，天剛蒙蒙亮，我們開上警車，出了法庭大門。
走了半個多小時，天已經大亮，我們來到了那個村外。隻見一輛雙座“130”貨車已經等在路上，駕駛室裏坐滿了人。
“你們在這裏等著，我們先過去看看。”老董對車上一個40多歲的中年婦女喊道。
到了那個熟悉的門口，仍然掛著一把熟悉的大鎖。
我心裏涼了半截：難道是走漏了風聲？
“大嫂，老王上哪啦？”看見東麵一戶人家的婦女在探頭探腦，老董甜甜地喊道。
“上南坡澆菜去了。”大嫂道。
農村就這個好處，鄰居之間走得很近，彼此的情況都了然於心。
“我們是法庭的，找他有事，能不能給我們叫叫？”我向前走了幾步。
“好，我叫俺家掌櫃的去。”婦女回家不一會兒，就見一個男人推著自行車從門裏出來，騎上匆匆向村外奔去。
我略略心安，讓老聃把村裏的支部書記找來。
很快，支部書記趕了過來。
可是那男人卻不見蹤影。我邊和支部書記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邊焦急地向村口張望。東邊的太陽已經慢慢地升起來了，如果他拒不回來或是半路上借口跑了，那麼我們真要被曬了。
還好，又過了一會兒，隻見兩個男人騎著自行車一前一後地回來了，其中一個男人的車把上掛著纏著繩子的水桶。
“都上屋吧。”可能是支部書記在場的緣故吧，掛水桶的男子打開院門後，非常客氣地讓著我們。
“那頭牛呢？”老董一瞅牛欄裏空蕩蕩的，就直奔主題。
“賣了。”那男人回答得很幹脆。
“錢呢？”老董緊追不舍。
“花了。”那男人似乎早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