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地帶 答辯場上的交鋒(1 / 1)

2007年12月20日去煙台大學參加法律碩士論文答辯,又被那位搞理論的教授“刁難”了一番,好在準備充分,有驚無險。

因為自己是從事刑事審判工作的,平時接觸的又大多是死刑案件。而自從2007年1月1日,我國死刑複核製度改革以來,在死刑適用方麵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所以就想寫這方麵的論文。在開題的時候,我的導師又不在學校,找別的導師代看了一下,提了點意見,就準備上開題答辯會。

第二天開題答辯的時候,同學們基本還比較順利。我也信心十足,因為沒有同題的。誰知輪到我的時候,剛說完題目,一個教授就不耐煩地說:“死刑的文章太多了,沒什麼可寫的了!”我當時一愣,剛想反駁兩句,昨晚幫助把關的那個教授出來打圓場了,對剛才那個教授說:“他是搞死刑複核的,他的文章可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數據和觀點。”就這樣才勉強通過。

我當時心想:我早晚寫出篇好論文來,讓你看看死刑還到底有沒有可寫的。

由於沒有接觸過碩士論文,看過的一些都是通篇理論,旁征博引,讓人感到高深莫測,似乎看不懂才是好文章,自己的觀點隻有在名家的理論裏找到根據才算是正確的。

所以我在寫第一稿的時候,壓根就沒找著感覺,東拚西湊了一些東西,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形成了四萬字的文章,用電子郵件傳給了導師。

我的導師非常負責任。一個月之後,給我打來了電話,詳細指出了論文存在的問題和需要修改的方向。他反複強調,說我的優勢在實踐經驗,和教授們去談理論恰恰是以我之短對其所長。所以一定要密切聯係工作,寫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風格,並且能解決實際問題,這也是教書的教授們所欠缺的。

我聽後豁然開朗:這不也正是自己希望的嗎?

形成二稿之後,我帶著到了學校,當麵讓導師評判。經過現場的二次修改,導師最後說:“沒問題了,我敢保證盲評能夠通過,甚至有可能評上優秀論文。”

盲評果然順利通過,迎來了答辯的日子。

在答辯之前,有朋友就叮囑我:“要做好充分準備,一定要謙虛,主動指出自己的不足。”我於是特意打了兩頁紙,作為答辯前的陳述。

我們刑法組共二十個人,答辯時間一天,上午十五個,下午五個,我是排在第十四個。要求每個人不超過十五分鍾,提問題不超過三個。當時還暗想,輪到自己的時候應該快中午了,教授們的肚子也好咕咕叫了,大概不會太認真了吧。

前幾個同學答辯情況並不理想,感覺不順暢,也可能對論文吃得不透,也可能是理論性太強,總是能讓答辯組的教授們問倒。我邊聽邊思考,揣測著能問什麼問題,應當如何答複。但我還是對自己充滿信心的,因為論文畢竟是自己寫的,隻要不問到題外去,隻要與死刑有關,應該問題不大。

由於答辯速度比較快,輪到我上場的時候才十點半,所以大家的肚子都還不餓,也沒有顯出急於結束的意思。

第一個評委問:“‘排除一切合理懷疑’這個理論,你在實踐中是如何掌握的?”由於這個問題平時研究的也比較多,所以很快就答過去了。

第二個評委:“你在量刑時是否考慮社會影響,這在法理上有什麼根據?”我從犯罪構成方麵分析了一下,主要強調了社會危害性與社會影響的關係,同時指出了社會影響的負麵作用。

第三個評委也就是在開題時要“槍斃”我的那個教授最後提問了:“你的態度是支持保留死刑的,在現行的死刑製度下,能不能保證不錯殺一個?”

我的回答很直接:“隻能盡量避免,不敢絕對保證。”

他又拋出了第二個問題:“這樣做是不是侵犯人權?”

我說:“人權也包括兩個方麵:犯罪分子的人權和受害人及其親屬的人權。我們不能隻片麵強調保護犯罪分子的人權而忽視了對廣大人民和受害者的人權保護……”

第三個問題:“你為什麼不讚成取消死刑?”

“死刑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涉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傳統習俗、社會保障……西方國家從提出廢除死刑理論到立法取消死刑,也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國的死刑製度有兩千多年的曆史,一九九七年黨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國’,到現在不過十年多的時間。如果搞個調查,恐怕絕大多數人不同意取消死刑……”一開口就有些要滔滔不絕的感覺,因為我的論文還專門有一節論述中國保留死刑的合理性,所以想要說的感到很多,並且我明白他是主張取消死刑的。

回答完後,估計用的時間不少了,也就再沒人提問,就這麼過去了。

三年的在職研究生生活,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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