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發展走在一條曲折坎坷的不平路上，到“文革”時期，文學進入一片蠻荒地帶。然而，新文學發展陷入困境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露出某些跡象。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進入新中國之後，許多新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普遍出現失語的現象，保持沉默，改行，寫不出東西來的作家大有人在。人們注意到，建國後頻繁的政治運動，作家身心的緊張，個性與創造性受到抑製和排斥，創作的自由被剝奪，言論過分規範統一，這都是影響作家創作出新作品的因素。部分作家即使勉為其難硬擠出點文字出來，也與建國前的藝術水準相差好幾個檔次，幾十年後再來審視那些作品，會發現其中大多運用了各個時期的主流政治話語，傳達出不同階段配合政治宣傳或中心任務的統一腔調，唯獨缺乏他們在新文學中曾經形成的獨特的創作個性。強化統一意誌，鉗製言論的自由，不僅僅針對作家們，實際上也必然要包括對新聞、出版、報刊的統一調控和管理。建國初期，國家通過對私營出版社的改造，實行公私合營或兼並，公私合營的同時，還以行政指派的方式，實現國家計劃、政府領導，到最後漸次成為出版社國有化，新聞出版的民辦私營的自流、自在現象宣告終止，各種書刊的出版、發行、印刷，成了“與國家建設事業、人民文化生活極關重要的政治工作”周恩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原載《新華社新聞稿》1950年10月29日第165期，參閱《中國新文學大係1949－1976》第十九卷第3—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新聞出版的國有化，並入全國經濟一盤棋的高度計劃統籌，使得雜誌在有序、便於組織管理的局麵下，失去了較多的個人化色彩，人文資源有所流失。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五十年代以來，出版一直處於國家計劃的嚴格控製下，從出書選題到統一發行都由國家承包下來，知識分子不過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加入其間工作”陳思和《試論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複旦學報》1993年第三期。。如同作家們並非自覺自願地放棄個性，而是經過幾番較量一步步被改造改變的那樣，在報刊的創辦和自我設計上，也曾經有過一些個體與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的事例，當時改造文學刊物的計劃已經啟動。一九四九年秋冀汸、羅飛、綠原、羅洛等幾個友人曾在上海辦了一份文藝刊物《起點》，刊名取自綠原作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首詩《終點，又是一個起點》，意思是解放了，中國又走到一個新的起點，文藝也應該走到一個新的起點。該刊第一期出版後，就聽到當時在軍管會文藝處工作的一位朋友的告誡：“希望你們注意配合黨的政策！”他還提出具體要求：“現在全國在發行折實公債，報刊應配合宣傳，希望你們也寫點東西。”辦刊人在第二期寫詩配合推銷公債。當時“大家都滿腔熱情，對大小政治事件都迅速做出反應，於是出現了許多概念化的作品。”但這樣剝奪文藝的特點，褫奪辦刊人個性，被迫配合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刊物是難以為繼的，該刊物隻辦了兩期就停刊了羅洛《瑣事雜憶——我所認識的胡風》，《收獲》1991年第三期。。一九五六年“雙百”方針的頒布，對於文學期刊的發展是個轉機，前文已經提到在文藝形勢寬鬆的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曾經湧現了許多新的文學期刊，《收獲》就是在一九五七年正式創刊的，這是中宣部直接領導下的中國作協的機關刊物之一。就在同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江蘇南京幾個有著同樣理想的好朋友高曉聲、陸文夫、方之、葉至誠覺得當時的文藝刊物都是千人一麵，發表的作品都是大同小異，他們不經組織同意，擅自決定創辦一份“稍稍能表現一點自我的”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高曉聲起草“啟事”，陸文夫起草組織“章程”。四人還分頭發展了梅汝愷、陳椿年等同人。時當反右派開始之際，結果眾人大難臨頭。《探求者》成了全國有組織、有綱領的典型的反黨集團，審查批判了半年多，這些江蘇五十年代的文學精英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吃盡苦頭。當時剛剛三十出頭的江蘇文聯黨組成員、創作委員會副主任葉至誠自然也成了反黨集團的成員，成了臭名昭著的右派，幾個月下來，一頭黑發竟然生出許多白發，更為嚴重的是“由一個探求的狂士變成了一個逢人便笑嗬嗬點頭、彎腰的‘阿彌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葉兆言《紀念》，《收獲》1993年第二期。陸文夫《又送高曉聲》，《收獲》1999年第五期。。可以想見，建國伊始，意識形態的控製就未曾鬆懈，一切文藝活動、報刊出版都被納入統一計劃體製之中，對人們的身心形成製約和束縛，那是一元化領導體製盛行的年代，“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十億個腦袋一下子不許再有自己的思想，非得屏息等待那一個腦袋不時地作出指示來推動不可”孫越生《蚯蚓現象》，原載《人民日報》，轉引自李輝《思想者永不寂寞——孫越生印象》，《收獲》1999年第一期。。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受新文學滋養的知識分子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使命，他們渴望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占有自己發表言論的園地，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於是，《收獲》創刊了。
《收獲》的創刊總算創造了一塊相對自由的創作空間。主辦人積極探索整合出一套在新的計劃體製下的文學期刊經營方式，在不違抗國家政權，不與意識形態發生直接衝撞的情況下，堅持把帶有個性色彩的作品刊發出來，尤其是那些在創刊之前組來的帶著更多的自由氣息和作家個性的稿件，靳以在一九五九年底去世之前差不多都陸續把它們發表出來，使它們與讀者見麵。我們對照《收獲》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巴金、靳以撰寫的《寫在〈收獲〉創刊的時候》一文，其中提到“在創刊號出版之前，我們已經收到了從幾萬字的中篇到幾十萬字的長篇六十九件，而且我們還知道有許多作家就將在年內和明年完成他們的巨著”，這裏的巨著多數應該指的是中長篇作品。還有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的《收獲·編後記》中編者進一步說明，“自從創刊以來，《收獲》共收到來稿近六百篇，其中長篇和中篇小說共一三三部，長詩三十九篇，劇本和電影劇本五十三部，組詩九十篇，短篇小說一三六篇，還有論文、散文、短詩等等。”隻是這些稿件大部分是出自業餘作者之手，有許多不夠精練，內容不夠充實，常有冗長煩瑣之弊。這些作品自然不可能都照單全收，全部發表，但是合格的作品發個三年兩載的應該不成問題。一九五八年的多部作品曾經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很可能跟稿件的個性色彩和自由心態下的創作有悖時勢相關。可以說，靳以主編的第一個階段的《收獲》，除了臨時安排的配合形勢任務的專稿、部分違心的表態文章和組織上橫插進來的政論與批判文章之外，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反右運動之前組到的稿子，即便是後來的來稿，也是經過他嚴格把關之下發表出來的較好的作品。他即使在去世前住院期間也還在審閱待發稿件，所以，很可能在他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內發出的稿子都是靳以生前組來的。
《收獲》在靳以去世之後並沒能順利地辦下去，到一九六〇年就由於經濟原因停刊。一九六四年複刊，很快又因為政治原因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再次停刊。直到十三年後的一九七九年第二次複刊。結束了動蕩的中國社會，人心思定，《收獲》也在穩定的形勢下迎來新的黃金時代。
一、開創與奠基（一九五七—一九六〇）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收獲》雜誌正式創刊，標誌著新中國第一個大型純文學刊物問世。
《收獲》的孕育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開始。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天，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之際，身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的靳以前往北京赴會。建國前就以辦刊物而結交了各路文壇好手的資深編輯家、著名作家的靳以少不了與朋友的聚會、交流。大家對往事的回顧，充滿了留戀和無盡的快慰，總覺得以文會友、以刊會友實在是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文人在慘淡、蕭索人生中重要的生命痕跡和值得咀嚼的曆史亮點。為什麼不能仿效過去的做法再創辦一份重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文學刊物呢？盡管大家的處境、遭際、身份、角色都不盡相同，盡管有的已成為新中國執政黨的文藝界領導人，有的成為文化藝術界的實踐者和執行者，有的隻是民主黨派甚至無黨派人士，有的受重用，有的被擱置賦閑，但是文學刊物是可以掙脫外在的地位高懸與低窪，糾合心氣的狷介與狂放的，或許不妨粘結一時的無間合作，不必過分地劃清地界、局域以使刊物顯得更加豐富健全立體。善良、真摯、具有兄長風範的靳以在家中本就是有著五六個弟弟的大哥，在過去的辦刊中就是以兼容、友愛、大度而給師友、弟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們需要靳以這樣人格寬厚、尊重作者的人主辦刊物，而正當盛年的靳以也似乎對辦刊有著癡迷般的執著，他也願意以辦刊這一方式交友，為文學事業做出自己獨有的貢獻。或許對靳以創辦新刊物的期待，早就有不少人在不止一個場合私底下提起過、暗示過、鼓勵過、展望過，但辦刊都沒有正式地被提到日常顯要位置上周而複《懷念集·前進——悼念靳以同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月版。。素有辦刊經驗與成功心得的靳以似乎在內心蓄勢待發，等待著做出抉擇的特殊時刻的到來。一九五六年的北京會議就是一個讓眾多舊朋新友聚首、暢敘的契機，而回味共同聯係在一起的事件和日子往往就是朋友聚首的佳肴美餐。靳以肯定成為人們樂意拜訪和交談的對象，肯定無形中成為眾多不同營壘、不同陣線的人都能夠接受和信賴的人物。和靳以在一起，少不了會談起他曾經主辦過的眾多報刊，寒暄和感謝之後就是懷念過去的刊物，可能就伴隨著希望，希望靳以再辦份刊物。靳以辦刊成了文友們翹首期盼、呼之欲出的待發事件。會議期間的某一天，中國作協書記處負責人邵荃麟、劉白羽與靳以會麵，終於把人們心中埋藏已久的梗塞之語噴吐出來。由文藝界的直接領導者提出辦刊的事情該是最有分量、最具決定意義的話語，用劉白羽的話來說，“幾個人怎麼能決定辦刊物？”是中宣部決定的，這是當時強調黨的領導的問題，也是堅持黨對意識形態的控製與管理的核心問題。據說，創辦《收獲》就是由劉白羽倡議的。他在中宣部的會議上提出，獲得通過。他希望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各省、市、自治區所辦的以各自地域命名的《××文學》、《××月刊》之類的文學期刊，理由是他懷念三十年代得到魯迅支持的《文學》、《譯文》、《文叢》、《中流》等大型雜誌，懷念靳以曾經辦過的那些大型雜誌，看來他也是對曾經有過的文學記憶充滿留連之情的人之一參見《與劉白羽談〈收獲〉》。。這些想法、說法、建議，直接促成了靳以下決心辦一個新的刊物。
為什麼靳以不是在建國以後就著手籌辦一份新的刊物，而要等到一九五六年才欣然應允？或許我們應該關注一下新中國建立後的文藝環境和意識形態氣候。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整風時，中共就明確了共產黨天下的文藝方針：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第一，文藝第二；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要做好普及與提高的工作。等等。加之新中國建立初期一次次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批判丁、陳反黨集體，批判馮雪峰）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加上各種社會活動使得像靳以這樣在新中國立足未穩的舊知識分子還沒有機會喘一口氣，大量的運動使他無法集中精力經營自己心中的事業；再者，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藝政策，使得靳以這樣來自舊社會的文人還有些疑慮，尚不敢貿然采取任何較大的個性行動。許多作家在新時代失去了文學表達的能力，長時間處於“失語”狀態。但是一九五六年先是作協理事擴大會議召開，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在中南海懷仁堂冒雪與代表們合影，與毛澤東等同坐在第一排的巴金、靳以等文藝界的老作家或許體覺到更多紅太陽的高熱量，感受到中共對知識分子、對思想意識形態的重視，內心不免掀起波瀾陣陣。由中國作協負責人直接出麵要靳以創辦一份新的刊物就是文藝界的逼人寒氣有所消減的信息。緊接著的五月，主管思想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毛澤東麵陳“雙百方針”建議被采納，認為文藝工作者“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郭曉惠等編著《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第1頁，原話應出自陸定一的文章，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這番超越行政幹預和鬆解意識形態禁錮的理論的意向或許正是靳以等人所期盼和等待的寬鬆自由的辦刊環境，靳以的振奮和熱情此時大約就迸發出來了。他答應了中國作協的決定，並且開始醞釀心目中的新期刊。他逢人就說他的尚未出世的刊物，並且向以前的老熟人、老朋友冰心等人開始約稿冰心《悼靳以》，《冰心文集》第六卷第12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他回到上海，正式籌備編輯部的建立，思慮所要的得力人選。值得一提的是，靳以給他要創辦的刊物取了一個充滿期望和信心的樸實名字：“收獲”。這個名字寄寓了主創人渴望在新中國有一番新的作為，不僅是針對自己，更是針對整個新中國的文學界。
靳以感應著清新、自由的氣息籌備著他生命中最後的一個刊物——《收獲》。他視刊物如同生命，充分構想著這個新生命的雛形。他不僅建立精簡高效的編輯人馬，而且從刊物的裝幀設計到篇幅、欄目、內容上都費了不少心思。他邀請新中國成立前就多次合作過的著名藝術家錢君匋設計刊物的封麵，親自審閱第一期及各期的作品，創設了以中、長篇小說及電影、劇作為主的欄目，從各個方麵盡量給予讀者全方位的賞心悅目的文學藝術享受，為《收獲》的高品位、穩定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調和持久贏得人心的深厚根基。
一九五六年盛夏的北京，近水樓台的《人民文學》在秦兆陽主持下刊登了一組“幹預生活”、揭露現實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藝術性強，更在思想性上充滿挑戰意識的尖銳鋒芒，贏得文藝界的一片喝彩。在上海的《文藝月報》負責小說欄目的老作家羅洪在接受筆者訪談時也表示了當時編輯部對這組作品表示的讚賞之意。但是文藝界的風向很快就轉向了，對《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本報內部消息》等一批作品的肯定之聲剛剛響起，卻撲麵而來一股遏製和批判的颶風。《收獲》的創刊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難題——政治上的惡劣氣候橫空突變。
一九五七年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重創被視為超過其後的“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是中國社會民主進程大退卻、大受挫的年頭。有五十七萬人被打成右派，發表被稱為“幹預生活”作品的眾多作者及主要編輯負責人秦兆陽等雖原因不一但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他們隻不過是五十七萬人中的一個小小數字，但現實再次印證了知識人文字罹禍的曆史，不管在古代，在現代，在外國，在中國，都概莫能外，誰能幸免？誰不膽戰心驚以上多處引自尤鳳偉的《中國一九五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正當《收獲》的主持人想大幹一番之際，在創刊前後就麵臨著知識界受重創的關頭，何去何從，對於經辦人正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這其中的壓力恐非親曆者難以言喻。隻要中宣部、中國作協沒有刹閘說停止辦刊，那麼靳以是不會輕易放棄的。他有過辦刊的艱難體驗，有過在流亡中、在逃難中，在僻遠的山村中堅持為遠方的報刊編輯作品的苦況行狀，但是在刊物行將問世時就碰到外界的緊張沉悶人人可怖的重壓氛圍則還是第一回。能幹的章靳以不會不知道前麵道路的危險和阻力，但是，一旦進入自己所感興趣的文學刊物世界中，他是非常投入、容易忘我的。
《收獲》是中國作協委托靳以創辦的，但就在創刊前三四個月左右的夜談間，靳以邀請巴金與他一塊共同主編這一雜誌。巴金答應了，但不參與具體編輯事務，就像他們在三十年代共同主編《文季月刊》那樣。編輯部還組成了包括兩位主編在內的十三人編委會，他們是：巴金、冰心、劉白羽、艾青、陳白塵、周而複、羅蓀、柯靈、鄭振鐸、峻青、曹禺、菡子和靳以。
《收獲》在方方麵麵的努力下創刊了。它處於風暴裹挾之中，盡管外界的高壓暫時還沒有直接衝擊到《收獲》雜誌，但是局勢對它的影響從未中斷過。這份帶有較為濃厚知識分子色彩的文學期刊從此走上一條戰戰兢兢、動輒獲咎的坎坷之路，特別是在政治氣候多變莫測的年代，在意識形態專橫、獨斷的時候。在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個個如同驚弓之鳥的年代，頭懸高劍的又豈止是《收獲》一家呢？我們在創刊號上讀到靳以寫的《發刊詞》，開篇劈頭就是一句：“《收獲》的誕生，具體實現了‘百花齊放’的政策。”可謂是編輯策略用語，算得上是擋箭牌。緊接著就直奔主旨，表達了作者心中對政治的畏懼，那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文學探索）第二。這不是空穴來風，不是無緣無故的苦衷。編者在第二期的《寫在〈收獲〉創刊的時候》（寫於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署名巴金、靳以，實乃靳以所寫）上又不失時機地表達了對右派分子施蟄存、俞田（即王若望）的譏諷和批評，從中或可窺見當時的局勢動蕩和編者無地自由的心態。
《收獲》在一九五七年創刊，從十一月出版的這一年的最後一期（總第三期）開始，政治對它的侵襲就愈加顯明，我們不僅在《編後記》中可以感受到編者舉步維艱的窘迫、困頓，而且我們還可以從一些事件中讀到編者的一次次受指責、一次次曆險。一九五七年第三期上，開篇就是兩篇政治鬥爭火藥味頗濃的文章，一是編輯部被迫對反右鬥爭表態的社論《堅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一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代表黨組織的態度的官方文章《鬥爭必須更深入》。接下去是一組“蘇聯文學作品給我們鬥爭和工作以力量”的專欄稿件，其中既表達了向蘇聯文學汲取戰鬥力量的激揚文字，同時還夾雜著對右派和反黨分子的聲討與訓斥。這一期的編委被撤掉兩位：艾青與陳白塵，其中艾青被錯誤打成右派，增補了李季。進入一九五八年的《收獲》更是靳以健在時的多事之秋。這一年的第一期上管樺的《辛俊地》，第三期方紀的《來訪者》、海默的《打狗》，第四期高纓的《丁佑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上峰的口頭點名指責或文字的批判，特別是方紀和海默的小說受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的嚴厲批評。這些苦痛靳以都一一獨自擔當下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據他女兒說，《來訪者》出事時，靳以和方紀關在書房裏交談。靳以抽了許多香煙，煙屁股堆得老高參見《與陶肅瓊、章潔思談〈收獲〉》。。這一年第二期上刊發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莎菲女士們的自由王國》，第三期上發表了張春橋的《大躍進的風格》，第五期上登載了李希凡評論《辛俊地》的《略論生活和藝術的真實性》，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釋放出“左”的批判氣味。這一年的幾期《編後記》中大多流露出編者對文學探索的執著追求和為了免於被指責落伍、落後於大躍進的輝煌成就而自我辯解及不時表示要跟上革命形勢的矛盾交戰。此後，編者無助地做了某些妥協和讓步：一是在第四期上刊發了編委羅蓀代表編輯部表態的自我檢討文章《〈來訪者〉是一篇對新社會的“控訴書”》，同期還開辟《讀者論壇》登出一組讀者批判《來訪者》的文章；二是編輯部不得不在文章中突出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膨脹聲響，在第四期上刊發了篇名分別為《大躍進的春天》、《創造奇跡的時代》、《鋼臂怒揮》、《歌聲飄蕩》等響亮、花哨名字的各種體裁文章，同期還增設《民歌選輯》欄目，發表了《民歌一百首》，第五期則從封二的插圖《反對美帝國主義幹涉我國內政》起就充斥了政治的威懾和占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