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以主編《收獲》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一說：一是郭小川創作於一九五七年春天、放在抽屜裏直到十一月才拿出來的著名詩作《一個和八個》，先是交給《人民文學》的陳白塵，因擔心出政治問題遲遲不予刊登，郭小川自信詩歌的分量，因為這是他“真正用心寫的詩”，於是又轉給靳以，《收獲》以不合時宜、有表現“黨常會冤枉好人”之嫌為由拒發，靳以親自給郭小川回信，說編輯部討論過，意見十分尖銳，有歪曲部隊生活、歪曲現實的顧慮郭曉惠等編著《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第7、24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今天看來，該詩作表現了郭小川勇於探索的可貴精神，體現了思想穿透霧障雲遮的現實的鮮明態度和過人膽識。然而這樣的富有個性的詩作卻不能即時刊登出來，隻有等到適當的時機才能公之於眾。實際上《收獲》在對待敏感話題、尖銳作品時都是十分謹慎的，用編輯部負責人的話，就是他們不會因為某部作品而犧牲整個刊物，他們必須把握住臨界點，在可為的空間裏建構精神象牙塔。對於《一個和八個》，嚴文井曾說，如果發表出去，作者肯定要被打成右派，因為這在當時無疑會被認為是射向黨的罪惡子彈同上書，第25頁。。還有一件事，那是《收獲》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已經發稿，紙型已打印出來開始裝訂時，突然接到郭沫若辦公室打來電話，說郭沫若的劇作《蔡文姬》還要改動。編輯部無奈地遵從，把郭的《蔡文姬》抽下來，改登老舍的《全家福》，但在《編後記》中卻來不及改動，仍提到郭的劇作，而不是老舍的作品。突然的變動，編輯部為了不影響發行時間，全體人員加班加點，突擊排版、校對，與印刷廠交涉、改紙型，忙得不亦樂乎。郭沫若的劇作改發下一期，據《收獲》的老編輯回憶說，郭改動很小的地方，可能是一句話或者幾個字，是極敏感的話。編輯部當時留下一本原稿“孤本”，後來不知流失何處，如能與刊登稿加以對照，或能透視當時的曆史苦況和個人焦灼。此事一則說明編輯部對作者的尊重、對編輯工作的高度負責，二則反映了當時形勢的嚴峻，人人岌岌可危，生怕出現點滴差池疏忽，被人抓住把柄，釀成大錯。一九五九年《收獲》除了刊登了多部“十七年文學”中重要的長篇小說、長詩及部分劇本外，還發表了姚文元批評《丁佑君》等作品的評論、姚文元評論魯迅的文章，並且還把公社史搬上刊物，留下了那個時代斑斕錯雜的色調，也留下了值得人們思索的曆史信息。在第五期還刊登了《國慶十周年獻辭》，文中洋溢著慷慨激昂的響亮口號，趕英超美，萬馬奔騰，讓今人有些不可思議，但又確實是那個時代的印記，後人欷歔之餘，當可讀出曆史在暗角處發出的聲音。
一九五九年《收獲》最悲慟的是失去了自己的主編之一——靳以。靳以在《收獲》創刊不久就麵臨著一次次重壓和危機，張春橋的陰影一直籠罩著巴金《〈收獲〉創刊三十年》，《收獲》1987年第六期。。創刊不久，一九五七年年底靳以就被迫離開他癡迷的《收獲》雜誌去工廠深入生活，在中國作協書記處的幹預下，才保住在編輯部的主編工作，但需半天到工廠、半天上編輯部來回奔波。身心交瘁的靳以終於在《收獲》辦刊僅兩年多舊病複發，不治而終。靳以心髒病住院期間仍堅持看稿，落實以後要采用的文章，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後，在戰爭年代也曾經主辦過刊物的孔羅蓀協助巴金繼續辦刊，第一期還附印了一張“讀者意見調查表”，看來編輯部還準備化悲痛為力量好好經營靳以未竟的事業。但是，這一年隻堅持了三期，中國作協就派人來通知因紙張缺乏宣布停刊。這其中是否還有更為複雜的因素，由於當事人沒有留下文字材料，外人更是不得而知。
二、僵持與過渡（一九六四—一九六六）
嚴格地說，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的《收獲》與此前的《收獲》及“文革”結束後複刊的《收獲》不是一回事。曾經在《收獲》工作過九十一歲高齡時的羅洪說，我們那會兒的《收獲》（一九六四—一九六六年）不是正宗的。她還說，他們不承認我們那個階段的《收獲》。這裏的“他們”是指那些在第一個《收獲》工作過而健在的老編輯及後來到第三個《收獲》工作的人們。在我不了解內情之前，我曾經試圖說服她，一再表示說他們承認的，甚至還舉出羅蓀寫過文章《三個〈收獲〉》（刊於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收獲》上）都把第二個《收獲》算計在內的事例。再看看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複刊辭》不是明明寫著“停刊了十三個年頭的《收獲》複刊，與同誌們重新見麵了”嗎？這裏的十三年前不正是第二個《收獲》停刊的一九六六年嗎，也是算作一家人的。
那麼為什麼羅洪會說他們的《收獲》不正宗呢？原來當年上海作協分會除了辦有《收獲》外，還分別創辦了另外兩個文學刊物——《萌芽》和《文藝月報》。《文藝月報》到大躍進年代，刊物反映的都是一片機器聲，慘不忍睹。為了改變不利的局麵，到一九五九年十月時，《文藝月報》先是改名叫《上海文學》，組到了豐子愷的散文等好作品，卻挨批判，被說成毒草。好作品仍然十分稀罕，刊物還是難以經營下去。困境艱難的《上海文學》在《收獲》已經停刊後，一九六四年一月起幹脆就改用《收獲》名稱出版。羅洪自覺地不把他們那個階段的《收獲》歸入正宗的《收獲》中，或許不無道理，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撇開正宗、旁支的分歧之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分彼此的理由的。除了前麵提到的“文革”後《複刊辭》及羅蓀的文章之外，這兩個《收獲》還是有些交錯的因緣關係的。比如都是掛巴金的大名為主編，蕭岱是後兩個《收獲》的編輯部主任，這些都使得前後的《收獲》無法區別得那麼界線分明，而且，原先的《文藝月報》也好，《上海文學》也好，都是小型號的，是月刊，而改成《收獲》時則成了大型刊物，是雙月刊，這和一九五七年的《收獲》雙月刊正是一種體例上相關聯的銜接。從更內在的角度看，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收獲》的《編後記》中再次表述了第一個《收獲》創刊時的編輯精神，那就是在擁戴毛澤東的六項政治標準之下的題材、形式、風格的多樣化，也還是政治標準第一位，藝術探索第二位，這恐怕不隻是在那個政治氣氛過於濃烈的特殊年代逃脫不了的慣常模式的偶然表述，而是與前後兩個《收獲》的編輯思維、編輯策略的一脈相承。
巴金在《〈收獲〉創刊三十年》中說，人們稱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的《收獲》為“新收獲”或“小收獲”。這是因為這個《收獲》容量少於原先的老《收獲》，原先有三百二十頁，這時僅有一百七十六頁。文中還說：“它不是原來的《收獲》，中國作協也沒有複刊的計劃。”這裏是指，老《收獲》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而第二個《收獲》則是中國作協上海分會主辦的。老《收獲》曾經組成了包括全國的知名作家在內的編委會，而第二個《收獲》似乎沒有明確的編委會，也僅限於由上海分會的作家組成。巴文所述屬實，指出了容易產生分歧與誤解的地方。老《收獲》辦了十八期，第二個《收獲》另起爐灶，從總第一期算起，辦到第十五期中止，而一九七九年一月複刊的《收獲》標明為總第十六期筆者多次與現在編輯部的人談起，當時計算有誤，應該從總第16期算起。當時編者的意向顯然是要銜接1966年中斷的刊物。，顯見是從第二個《收獲》中止處銜接下來的，也許這是考慮到第二、第三個《收獲》都是作協上海分會主辦的緣故。
以上說明了前、中、後三個《收獲》互相纏繞、夾雜的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是編輯思想的一致，有的是主辦單位的關聯，有的是體例、格式的相仿，總之，無法截然分清，所以，有時抓取某一方麵“證據”可能得出一種答案，而選擇另一角度則可能看出另外一種結果。為了敘述的簡便，我們權且把這三個《收獲》都歸攏到一起，都當作一家刊物看待。
巴金的《〈收獲〉創刊三十年》中還說到，第二個《收獲》時，“‘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已經提出，在張春橋、姚文元虎視眈眈的目光下，刊物注定要走向毀滅，努力和掙紮都沒有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文化大革命’正式開鑼，不但‘新收獲’給革命左派砸爛，連以群也挨批挨鬥、跳樓身亡。”這段文字表明在左派人物專橫跋扈、政治聲浪甚囂塵上時候，刊物備受牽製、無所作為的命運，而主辦者也慘淡經營，不堪淩辱，難以承受超常的身心打擊，終於成為可怖年代的悲劇角色，甚至就是犧牲品。第二個《收獲》是“文革”迷狂曲愈演愈烈的前奏，“左”的氣息已是不可遏製的膨脹起來。眾所周知，知識分子的個人性雖然自建國以來的一次又一次打擊，已消解得幾乎蕩然無存。但是作為展示個人性的思想文字，總是不自覺地要在特有的空間中凸現出來，倘遭受壓製，將使思想者、知識者悲哀莫名，困擾重重。文學刊物正是思想的載體之一，是精神空間的主要門類之一，是人文精神延伸、傳遞的渠道和途徑之一，倘能合理疏導，將對社會、對政黨等起到監督、促進的良好作用，對於提高社會的民主程度，推動文化藝術事業的健康發展關係重大，而受掣肘則有可能導致知識者、思想者與社會的緊張關係，與執政黨的對立矛盾。新中國成立以來，弱勢群體的知識階層處於持久的被剝奪了思想權利的事件是層出不窮的。思想者稍一露出鋒芒便受到圍剿、砍伐，反胡風案製造不少冤魂，“反右”再釀悲痛慘劇，知識者受摧殘，凋零、破敗，潰不成軍。靳以時期的《收獲》，雖也有言不由衷的告白，雖也有部分思想空間的被迫出讓，雖也做出某些妥協、犧牲，但憑借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理論界尚存的高昂熱情，乘著“雙百”方針頒布之後的短暫喘息之機，加以主編靳以的拚力一搏，在一九五六年籌備期間就已經開始向老作家、知名作者約稿，還能在總體上體現出較為健康的文學氛圍，還能薈萃當代文學中較有分量的部分長篇小說、大型話劇及具有探討意味的短篇作品。但是，到以群、魏金枝主持的時代，不僅文學界已經是花殘枝敗，而且知識者大多已噤若寒蟬，基本上處於藝術個性淪喪的時候。因此，刊物中出現的盡是那些充滿政治色彩的空洞虛幻聲音，如對領袖的空洞頌揚，對形勢的片麵樂觀，對美帝的高聲譴責，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遙相呼應，對階級鬥爭的鼓吹和煽動，表忠心、唱忠心，整個文藝園地充滿了同一腔調的言論，片麵的極端的叫喊和恐嚇，思想理論空間應有的自由、原創、活潑的氣息被束縛壓製起來了。第二個《收獲》以“興奮的心情”（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收獲·編後記》）刊發和轉載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詩詞十七首》拉開序幕，以《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同誌學習》專欄刊發了一組宣傳焦裕祿的文章（一九六六年第二期）而衝向雲頂，以詩歌《工農兵歌頌毛主席》，連篇累牘的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以及打棍子、扣帽子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實質》、《周揚顛倒曆史的一支暗箭》、《剝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西彥的畫皮》和多篇批判毒草電影的大批判文章（一九六六年第三期）而收尾。其中的主打篇目是長篇小說《豔陽天》（浩然作）、《燎原烈火》（烏蘭巴幹作）和《歐陽海之歌》（金敬邁作），重點推出的作家是浩然浩然在當代文壇和《收獲》上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隨著建國後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開展和升級，人們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和理解漸漸深入骨髓，深入到靈魂深處，作家在創作中由介入對政治鬥爭的點綴以至於到對政治鬥爭的鋪排和描繪成為自然現象，加上張春橋等人倡導的“大寫十三年”，積極鼓吹反映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成了當時作品表現的主題。五六十年代國家的困難，與前蘇聯的斷交，加劇了國家意識形態對階級鬥爭的敏感，全民皆兵，隨時準備戰爭的焦慮，從政治生活到日常記憶以至於文學創作都充斥著階級鬥爭的火藥味，於是表現階級鬥爭題材的作品不僅流行而且成為走紅的時尚，浩然踏上時代的節奏，把握了時代的需求，配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推出他的長篇小說《豔陽天》和《金光大道》，適逢其時，很快暢銷起來。作品以宏大的篇幅、尖銳的矛盾衝突，展示了京郊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對立與鬥爭，反映了地主階級陰謀的被粉碎和必然走向滅亡，突出渲染虛妄的人民安康社會繁榮的美景，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迎合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從刊物的發展看，到第二個《收獲》時期的1964至1966年期間，作家們大多偃旗息鼓、噤若寒蟬，曆次運動把他們衝到時代的邊緣，個別還在風暴中心的作者有的對當時需要的創作有所不適難以揮筆，有的生怕觸及禁忌隻得沉默，有的不願喪失藝術個性去表現配合政治宣傳的文章索性擱筆，於是出現了好稿難求、作者青黃不接的時節。還有一種情況是，名家也往往是對作品精益求精的人，他們創作嚴肅、認真，速度慢，不輕易給人稿子，不隨便交出稿子，這也就出現了讓編輯征稿時為難畏難容易碰釘子的情形。浩然不同，他熱情，勤奮，好相處，好打交道，沒有架子，編輯樂意向他要稿子，他樂意給編輯手頭的稿子。浩然的走上文壇就是由這多種機緣彙聚而成的，他創作了典型地代表了“文革”前走紅文壇的作品特征：一、表現工農兵題材。他在《收獲》上刊發的作品都是反映農村生活，在其他刊物上登載的也基本類同，著力塑造帶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代英雄、模範人物，為時代樹立政治表率、思想先進、業務帶頭的先進典型，作品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眾星捧月的又紅又專的（老）支書。二、強化階級鬥爭意識。浩然的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整個思想框架就是演繹農民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代表農村的反動勢力、敵對力量）的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對抗，最後一小撮反動勢力被圍剿、殲滅，無產階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反映了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的威力。在短篇《老支書的傳聞》篇名下的六個小標題的作品中，也大多出現富農、富裕中農、地主的破壞，不老實，鑽空子，說(轉下頁），他在第二個《收獲》的共十四期中發表了多部作品，是個頻率出現較高
的作家：一九六四年第一期的《豔陽天》（篇末注明為上卷），同年第五期的小說《老支書的傳聞》，第六期的小說《接班人的故事》，一九六五年第一期的小說《老支書的傳聞》（續篇），一九六六年第二期的《豔陽天》（第三卷）。讚英雄（從歐陽海到焦裕祿到王傑等英雄形象，還有莊則棟、小勇士、老赤衛隊員等先進人物，訪大寨和走蘭考等感受事跡）、批毒草（揭批《早春二月》的主題和主人公、駁“寫中間人物”論、斥《東風化雨》的資產階級傾向、圍攻“三家村”黑店、指責《春回地暖》為反革命複辟開路、駁《在漫長的路上》是一株反革命大毒草，姚文元在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上發表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實質》是兩篇上綱上線的典型批判文章）和“突出政治”是第二個《收獲》的主體內容。
這裏想以姚文元為個案，對當時的批判文章特征做一點分析。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到處飄飛。上海是他發跡的地方，他的文章沒少在上海的許多報刊上登載。在第一個《收獲》時期，他就發表了三篇文章，它們是：《莎菲女士們的自由王國》（一九五八年第二期）、《論〈白蘭花〉和〈丁佑
(接上頁)風涼話，占集體的便宜，伺機搗亂，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拉攏缺乏辨別是非能力的無產階級下一代，告誡人們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製造了處處、時時有矛盾的戰爭意識，突出千萬不忘階級鬥爭的觀念。三、滿足人民大眾的閱讀口味。浩然的作品幻化並虛擬了敵我對抗的戰爭意識，告誡人民隨時警惕敵人的破壞，帶有意識形態的政治灌輸信息，故事性強，語言通俗、風趣，有幾分絮叨，富有來自生活第一線的實在感，麻木了大眾對文學作品的更高的審美的需求，也正迎合了當時某些政治陰謀家的意圖，所以能夠左右逢源、暢通無阻，既使上層人物首肯，又填補了當時大眾缺乏文學的精神上的虛空和饑不擇食的心理。四、鏟除私人化，統一思想觀念。浩然的作品除了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還倡導狠鬥私字一閃念。如《老支書的傳聞》就是時時處處維護集體利益的典型，而且嚴格要求自己的生產隊長、飼養員、社員也要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往往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發現大問題，及時以自己的語言感染群眾、以自己的行動影響群眾，把錯誤的苗頭掐死在萌芽期。當時組到浩然作品的編輯幾十年後仍壓抑不住興奮的心情，認為浩然的作品寫得好，而且很主動配合編輯的約稿，沒有架子，好說話，手頭有長篇就給長篇，足以為當時的稿荒救急，沒有長篇就給短篇。編輯能組到符合當時發稿要求的作品自是喜不自禁，也許浩然也由此獲益於《收獲》，一發而不可收了。
浩然的作品集中刊發在文壇處於衰微的第二個《收獲》時期。他為當時已經出現的階級鬥爭題材創作火上澆油，具有推波助瀾的一定作用，連同後來他的《金光大道》，以及刊發在《收獲》上的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都是“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模式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