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請介紹一下你到編輯部的情況。
肖：我是一九八五年來《收獲》的。原先我在《上海文學》。《收獲》一九七九年複刊，一九七八年就開始籌備了，蕭岱、孔柔、郭卓，還有吳強都在這裏。當時吳強蠻熱心的，也幫助組稿。
蔡：在組稿、發稿過程中有沒有碰到過壓力？
肖：有一些政治上的壓力，不同的人對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說，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發出後，爭議挺大的，觸及當時人們所謂的禁區，很敏感。當然，在今天看來沒有什麼，但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最近的作品引起爭議的有去年發表的長篇《糖》，雖然是我們先發表，別人後出書，並且我們也做了兩三萬字的刪節。所謂“另類”是評論家給它命名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它是“另類”才發表它的。後來被炒作起來後，海外也有一些反響。安全局也有人來詢問。海外他們比較敏感，感覺到好像國內對《收獲》有一種圍攻的意思，很引人注目。海外有人覺得批評《收獲》，以為這種現象是一種政治上的信號，會有什麼動作。所謂壓力是作品發出後才有的。包括“走近魯迅”這個欄目，其實批評的人都是在沒有完整閱讀這個欄目作品的基礎上。當時如果我們去辯解也會成為一種炒作，是有口難辯的，那是一種政治壓力與文學評論界的壓力。雙重的壓力。很多媒體的炒作，標題驚人，但並無實在的內容，評論界多少還是完整地看過作品的。《收獲》目標比較大，正麵影響大，一旦有負麵影響，也會很大。很難用什麼尺度來衡量，對作品很難把它上綱上線到什麼程度，最主要還是要以藝術水準的高低來衡量。比如說棉棉的作品和衛慧的作品，寫同樣的題材，但棉棉寫出的更多的是她自身真實的感受，當時那種狀態給她造成的一種痛的感覺。她想從痛苦中掙紮出來，寫出了一種掙紮，並沒有一種炫耀。她的基點是不一樣的。完全有人可以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她。當然，她在一些作品中也寫出了一種沉溺在當中的感覺。我讀她的《糖》時感覺到了一種真實，並不像別人所說的沉溺，而是想拚命掙紮出來。時代存有這一點，你不可回避時代留在她身上的印痕，是一類不算少數的人的真實的生存狀況。
蔡：《收獲》一直保持平穩的發展勢頭，回過頭看看，很多作品比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起伏不是很大，對此你怎麼看的？
肖：一個是因為老一輩人留下的傳統，選稿件時體現一定的包容度，把各種類型的上乘之作收集起來，很多作家的成名作是在《收獲》上發的，並不是成名後才在《收獲》上發。比如蘇童、餘華，還有何頓，《北京文學》發過餘華的作品，我們連續發表他幾部作品，影響就大了。中篇《生活無罪》是何頓的成名作，前麵遭到很多刊物的退稿，在外麵已經轉了一年多，被我們刊物發了，後來才確定了他走文學這條路。他本來是學美術的，後來又發了《我們像葵花》。《收獲》是挺注意那些有潛力的作家的。很多作品都是請作家修改過多遍，像陸星兒、溫小鈺的作品，包括餘華的，他的《在細雨中呼喊》後麵三分之一都是重寫的，編輯參與很多。格非最初投稿的時候也是戰戰兢兢的。所以，可以說，很多作家的成名作是在這裏發的，並不是外界所說的，成名後才在《收獲》上發。
蔡：請你談談巴老對《收獲》雜誌的貢獻。
肖：他雖然不參與具體工作，不主持日常的工作事務，但很關注《收獲》，很關心文學，尤其在《收獲》遇到困難時。比如有好幾次紙張暴漲，全球性的、突發性的經濟危機，他很鼓勵我們，說：“文學是大有希望的”，“《收獲》是大有希望的”。他堅持讓我們不要登廣告，不要商業化，不要媚俗，巴老一直是這樣。後來，事實果真也是像巴金所說的。雖然我們也借了一些錢，但後來一直比較平穩。因為我們是郵發的刊物，年中不能突然漲價，對我們不利。而且，巴金對年輕作家很提攜、鼓勵，以前能看作品，後來不能看了，喜歡讓別人讀給他聽。以前身體好的時候，每年巴老過生日的時候，我們都會去看他。他的辦刊精神也直接影響到我們。他很真誠，他身上很少那種文人的虛榮、浮誇，人很實在，總是不喜歡炫耀、突出自己。我覺得做編輯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有這一點，默默地，有一種無私的奉獻精神。總是作家被人關注，編輯不被人關注。這也是我們一直的一種傳統。巴老不愛張揚，比如他支持“希望工程”的事。他不喜歡炫耀個人。現在這個社會對文化人的誘惑是很多的。
蔡：請談談蕭岱。
肖：蕭岱在業務上是很放手讓我們自己去幹的。他善於聽從大家的意見。蕭岱受的是傳統的教育，一旦出現了什麼問題，總是他去挑擔子，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