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岱·處女作·重藝術
蔡：先談談你印象中的蕭岱吧。
程：他比較海派、比較開放，很容易接受新東西。我到《收獲》的時候，他七十多歲。他總是覺得自己很保守。碰到作品時，他就說你們懂，你們看著辦。他特別好，一些新的東西總是會和我們交談，征求我們的意見，害怕自己太保守，錯過了一些好的、比較新的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有一些關係戶。比如領導什麼的，總是會來問他說：“我的東西怎麼沒有給我發表？”陳沂就說過他。他嘴上會很客氣，私下則會說：“這種稿子怎麼能發？”他人非常正直。一九七九年之後，我們政治上的壓力是挺大的，“精神汙染”、“自由化”，一年、兩年總要來上一次。當時來人都是很嚴厲的，質問“誰是責任編輯”，這個時候他會說：“我就是責任編輯。”比如張辛欣的作品就碰到壓力。《文彙月刊》停刊，就是因為當時發表張辛欣、王若望的作品。還有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不僅僅是政治上、官方的壓力，還有社會上其他的壓力。當時冰心也打電話來問巴金：“這樣的作品怎麼能發？”現在的環境相對來說比較寬鬆，當時壓力比現在大多了。
蔡：《收獲》給人的印象好像大多是名家名作，新麵孔、新人不太常見，是不是這樣？
程：在《收獲》發表處女作的很多，我們沒有專門做過統計。有華東師大的本科生，河南的李洱，還有格非，他們最早的較好作品都是在《收獲》上發的。還有王朔，雖然他前麵在《當代》發了《空中小姐》，但《頑主》是在《收獲》發的。包括蕭岱在的時候，當時我們發了戲劇學院一個學生的作品《大巴山下》。還有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的《物質生活》，是長篇處女作。老妞的也是發的處女作。還有葉辛，雖然以前也寫過，但最主要的作品都是在《收獲》上發表的。
蔡：《收獲》上發表的作品大多數在文學史上還是比較有分量的，它一直保持平穩的發展勢頭，這跟編輯部人員審稿的取向有什麼關聯？
程：跟《收獲》的傳統有關，很看重文學的藝術性。我們基本上能保證稿子的質量，基本上能體現出當代文學發展的大概走向，能保持這樣一種水準。我們刊物現在這樣的發行量已保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的讀者群是比較穩定的，這和編輯部選稿的質量有關，注重藝術性比較強的，我們不太願意放低我們的標準。最鮮明的例子，包括柯雲路的作品，我們從頭到尾都沒發過。前兩天，他給我們打電話，說如果能在《收獲》上發作品，他的夢就圓了。我說：“這不是由我來決定的。我們有一套自己的班子，最主要由作品的藝術性來決定。”我還說：“你的作品出去會有很多刊物要，有人會忙著幫助出書，但這和我們的判斷無關。”我們所發的作品隻體現我們的價值判斷。如果要在《收獲》上發，覺得還缺點東西。他說：“我不信就不能在《收獲》上發表一次。”他跟其他的刊物是很牛的。他給《大家》打電話，說：“來看我的稿子。”他們派兩個人乘飛機就過去了。但我們也發了很多新人的作品。在作品麵前人人平等，這方麵我們並沒有什麼局限。當然一些作品並不是很完美，我們也有很多遺漏的好作品，有的是因為刊物之間的競爭，互相拉稿子。總的來說水準比較穩定，當然會有很多遺憾。刊物的原因，作家自己的原因，當然，也會有我們的判斷原因。每一期都會有不滿足，比較欣慰的是，讀者比較認可我們的判斷。今後順應整個時代的變化，讓整個刊物辦得有活力。核心的東西不變，但形式上要新，要吸引新的讀者。我們希望有新的讀者。我們會不遺餘力地推出有潛力的新作家。比如二〇〇一年第四期，我們想推出“青年作者專號”，很多人對讀者來說很陌生，有很多是處女作。
鮮活·朝氣·李小林
蔡：《收獲》給人的感覺是沉穩，總覺得活力不夠。你能讚同這個看法嗎？
程：這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覺得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文學的調整期，但這是相對的，不妨礙作家個人的創作，也有好作品，有些作品也有很好的質量，比如賈平凹的《懷念狼》。九十年代年輕的作家很多，很豐富，但大多是曇花一現，沒有太多好作品出現，包括衛慧。這種創作不會持久，一段時間很引人注目，但很快便會過去，隻是一種姿態。文學作品要流傳下去必須依靠的還是一種內涵，所以現在整個（進入九十年代的調整期）在各個刊物都有體現，一段時期內都看不到太好的作品，包括《花城》、《大家》。不能說大家都是這樣，《收獲》就有理由沉悶，我們自身也有原因，現在就在想如何把《收獲》辦得鮮活一些，有朝氣，大的宗旨還放在那裏，水準不會降低，爭取年輕讀者是我們目前最想做的事情，如何使作品適應他們的口味，而不是迎合他們。創作的主體——人本來就年輕化，讓這個主體不斷流動，這樣的創作才有質感。我們也苦於沒有年輕的持久的好作者。前幾年藝術評判的標準也有些混亂，比如一段時期，陳染她們的“私小說”，我們考慮作為一種文本也可以發一些，但這種東西是不是寫作的方向，能不能留下來成為經典，這就需要時間來檢驗。它是多元中的一元。不僅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批評、理論也都處於一種休整期，沒有像樣的批評，也沒有像樣的理論，和八十年代是不能比的，沒有顯示出一種陣容。回過頭看當時是比較壯觀的。作家對生活切入的角度有一種調整的需要。我跟池莉有一個談話，其中說了這麼一句話：“星空黯淡不影響星球閃爍。”整個的創作是一種調整的狀態，我們盡可能做得好一些。體裁上吸引新的讀者，比如欄目的設置搞一些變化，使讀者不覺得過於厚重、沉重，而是可以輕鬆地接受。
蔡：新時期以來，《收獲》在原有的基礎上，有長足的進展，已經確立了它在文學期刊、在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小林是伴隨著新時期《收獲》的再度複刊就來到編輯部的，她由編輯做起，直到現在成為副主編（巴金去世後，她接任主編——作者補），成為《收獲》的當家人，請談談李小林對《收獲》的貢獻，以及她與蕭岱有什麼不同。
程：從一種傳統的對雜誌的敬業，整個文化品格的定位，包括做人，他們都有很多相同的東西。大的相同的地方較多，就是對期刊的熱愛，很正直，可以頂住壓力，他們是中國真正辦刊物的人，跟世紀初的文化人一樣，把辦一本刊物當成一個真正的事業來做。從中國現有生活當中我所了解的其他刊物來看，這樣做的已經很少了。除了大的方麵傾注的熱愛，還包括小的細節上的認真。我們都說李小林有一種特異功能——對錯別字的敏感，我覺得她全身心的傾注——刊物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交作家朋友是個傳統，李小林跟諶容、張潔、馮驥才、張賢亮都是很好的朋友。比如現在我們去北京做活動，許多作家以一種朋友之間的情誼幫助我們，有一種親情的東西。比如餘華在北京為了《收獲》的事奔波，可以自己掏錢請朋友吃飯。他用不著這樣，他已經名氣很大，不需要這樣做。這種感情已超過一般好朋友的關係，有一種親情在裏麵。他們會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給《收獲》，這種編輯與作家做朋友的傳統從蕭岱時期就開始。不太相同的地方，是蕭岱當時年紀較大，更多的是放在整個事業上，具體的工作是李小林在做。蕭岱對文學作品的敏感性當然和李小林不能比。我們當時很年輕，也很魯莽，我們總覺得當時和李小林溝通較容易，和蕭岱就覺得有點兒累，總是要和他講，給他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