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活便宜，一個小家庭的用費，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約有房屋二十餘間，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間房平均每月租金約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個廚子，一個男仆或女仆，一個人力車的車夫；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儉用，節省出錢來購置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者。
如果把北大這個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環境之下，則北大教授生活的優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據美國人甘博（Sidney Gamble）和步濟時 （John Stewart Burgess）從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計調查，當時北京初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24元，校長36元；高等小學教師的月薪是32元，校長40元。圖書館方麵，京師圖書館在辛亥革命以後改稱北京圖書館。該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濟時不分等級，隻列出了總數，亦即19個館員，共計800元。如果我們取其平均數，則為42.1元。北京兒童圖書館館員的月薪16元；中央公園圖書館館員的月薪從20元到40元，職員12元；北京通俗圖書館館員和經理的月薪從28元到40元，實習員從10元到12元。
根據甘博和步濟時的說法，當時北京的窮人階級裏，一年隻要100元，就可以養活五口的一家。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時毛澤東月薪8元，也足夠養活一個五口之家。由此換算，胡適280元的月薪，足夠養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窮人三年。
當時大學教授待遇的優厚，何止跟中國其他階級相比是如此，跟美國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聯邦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的調查，1919學年度美國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則為2,628元。胡適在北大的教授職稱實際上相當於美國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換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當時美國大學正教授的平均年薪還要高。
4.五四運動後，胡適營救學生
6月4日早晨，就在杜威夫婦興奮地看報紙、寫家信報告女學生上街示威的時候，胡適來了。他告訴杜威夫婦他從前一天晚上忙到當天早上。他說沒有人知道教育部長是否辭職了。前一天晚上十一點鍾，他還在辦公室忙著。最嚴重的事情是，北大已成為一座監獄。軍警的帳篷包圍了法科，亦即北河沿的三院，並張貼了告示，說裏麵關著擾亂公安、在街頭演講的學生。《北京大學日刊》刊載了胡適等二十位教授致北大全體教職員的緊急啟事：“六月三日下午一時，本校法科被軍警圍占。教職員暨學生多人被拘在內。公議於四日下午二時在理科大講堂特開教職員緊急大會磋商辦法。”
胡適告訴杜威夫婦，當天清晨四點他們終於獲準送被褥進去給被拘禁的學生，但他們還沒東西可吃。他說法科裏有水，有地可躺，總比監獄幹淨。而且，學生也很高興他們可以在一起。杜威夫婦在他們馬拉鬆式的家信裏說，當晚胡適又來了。他告訴他們，前一天下午拿到了通行證，進法科探望學生的情況。他說昨天一天有1000名學生被捕。三院的法科關不下，於是開始把二院馬神廟的理科也拿來作監獄用。害得北大原來預定在理科大講堂召開的教職員緊急大會，隻好改借教堂開會。到了下午四點，那些上午十點就被關進去的學生還沒吃任何東西，胡適於是設法由北大出錢送了一車子麵包進去。
杜威夫婦還說，胡適有兩個學生甚至被打了屁股。原因是他們被捕的時候，不但沒保持沉默，還問了一些軍警回答不出來的問題。軍警惱怒之下，就把他們抓進去打了屁股。胡適追問不出是否屬實，於是決定把這件事透露給外國記者。杜威夫人說五日早上，胡適要帶他們夫婦去法科看看，她說她希望他能帶他們進去，但想來他大概不會那樣做。她說胡適忙著寫信、寫文章，要讓外界知道真相。
杜威夫人所描述的6月3日到4日的情況，胡適在寫給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的一封信裏說明得更為透徹，並查明那兩個學生被抓去打屁股的事件是子虛烏有的。這封信由張德旺找出來，公布在《胡適研究通訊》上，值得在這裏廣為流傳：
東蓀先生：今天［注：六月四日］我借得了一張“執照”（上有京師警察廳總監的印章），走進學生第一監獄，就是北大的法科，去看看裏麵的情形。昨天捉進去的學生，實數隻有一百七十六人，都被拘在法科大禮堂。昨晚段芝貴［段祺瑞］有令，不許外麵送東西進去。後來好容易辦了許多交涉，方才送了一些被褥進去，共有三十幾個鋪蓋。一百七十多人分用，自然不夠用。今天有兩個學生病倒了。一個是法文專修館的學生，一個姓張，不知是哪一校的。昨晚大雨，天氣忽然大涼，故容易受病。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警察的責任總算完了。
今天各校繼續進行，自上午九時到我進去的時候，共捉去了八百多人。這八百多人分監各講堂，不許同昨日來的學生相見。內中有清華的學生，穿著黃色操衣，精神最好；高師和俄文專修的灰色製服也很整齊。其餘的大都沒有操衣，但是精神都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