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1920年10月啟程前往歐洲和美國。北大的校務由蔣夢麟代理。蔡元培此行有三個目的：一、延攬留學生；二、聘請外國客座教授；三、向華僑募款建圖書館。他在《北大話別會演說詞》裏說：“本校圖書館甚不完全。蔣［夢麟］先生籌劃在第一院［沙灘］空地建築一所大圖書館。但是經費不夠，政府不能供給，隻好向各方麵募捐。”隻可惜蔡元培這個募款計劃同樣是失敗的。北大的圖書館一直要到1935年，才在胡適的斡旋之下，由美國退還的庚款所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補助建成。
7.反對北大教授罷課討薪
胡適在5月10日的日記中說：“夢麟來談。教職員事，政府第一個月即失信用，至今無錢，故竟不能解決。現在內閣動搖，教育部無人，這事更不能收束了。”教育部不給薪水，於是教職員繼續罷教罷工。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北洋政府幹脆明令停發薪水。5月19日國務院致函教育部，說：
京師高等專門以上各校經費，前經議定辦法，原為維持各校克日開課，以免諸生曠誤學業。茲經國務會議決議，以該校迄未開課，所有八校教員薪費，應暫行停發，由財、交兩部查照前意，儲款以待，俟各校實行開課，再行照發。至從前積欠經費，仍照原意，分月陸續發給。其中小學校，現均照常上課，其經費自應由部按期撥發，等因。
北洋政府既然采取強硬的政策，教職員也以強硬回對。5月27日，北大教職員在馬神廟公主府的第一齋食堂開會。這是胡適第一次在日記裏批評教職員把飯碗與權力放在大局以及學生的課業之前：“開會的情形很使人不滿意。大概飯碗問題第一重要，其次即是權力問題。有些人心裏舍不得權力，卻實在不會用權力。他們那種‘戀權’的情形真令人難過。”胡適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了前瞻性的問題：“今天我搶得幾分鍾，提出兩個議案：一、組織學術講演會；二、假使政府真用日本借款來買我們，聯席會議應嚴詞拒絕。並布告國人。”然而，胡適也知道僵局已成，“政府除非取消五月十九日的公函，我們決無轉圜的餘地。有人想此時退讓，真是做夢！”
僵局既成，北京高校的教職員幹脆直接到教育部討債。6月1日，有108人到教育部討債。當然是沒有結果。翌日，中小學生代表到國務院向國務總理請願，結果被禁閉在院內。3日下午，各校教職員代表先在美術學校開會，然後赴教育部請願。請願不果，教職員要求教育部馬次長跟他們一起前往總統府。在這以前，已有兩百多名學生到新華門總統府請願。學生代表被拒在外以後，就有一大半學生前往教育部。這就跟前往新華門的教職員代表不期而遇。於是，兩者彙流，共同前往新華門。而就在新華門前，馬敘倫等教職員、學生遭到軍警用槍柄、刺刀毆打，導致十餘人受傷。
“六三事件”發生以後，到處都是武裝的軍警。6月5日，北大教職員開會。胡適在日記裏恥笑聯席會議裏的幾個“重要”人物都不敢出席。他還特別點名說：“譚仲逵［注：譚熙鴻，校長辦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書］躲到法國醫院去了。”①由於北洋政府為“六三事件”發布長電，顛倒黑白，於是胡適又祭出他在五四運動時所用的法寶，亦即用外國記者發文來給北洋政府施壓：“將連日出來的重要函電譯成英文，頗費工夫。這兩天的西洋文報紙，皆由我與柯樂文［Grover，北大英語教授，後來是《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主編］供給新聞。”胡適很得意地在日記裏粘貼了一份全國報界聯合會通電的英譯電文。他說：“此電譯出以後，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們的新聞了。”
胡適對許多北大同事失望，認為他們是飯碗至上主義。他6月10日在西山旅館裏對蔣夢麟所說的話，就在在地表露了他對他們的不齒：
夢麟說：北京教育界像一個好女子。那些反對我們的，是要強奸我們；那些幫助我們的，是要和奸我們。我說：夢麟錯了。北京教育界是一個妓女，有錢就好說話，無錢免開尊口。
這時，胡適開始反對北京教育界為了爭飯碗而不惜犧牲學生課業的做法。6月13日，北京各校全體大罷課。胡適勸李大釗在聯席會議上發表宣言，向各校的響應致謝，但聲明不願各校以罷課為手段。他說這是因為犧牲太大，而收束無期。他認為如果此議能行，效果定大於罷課。隻是他懷疑北京教育界是否會有這點遠見。
胡適不但勸李大釗在聯席會議上發言反對罷課，還動員了杜威。6月11日，在聯席會議開會的前兩天，杜威寫了一封致北京高校教職員聯席會議的公開信。杜威首先為自己不請自來的獻策致歉。他說他能為自己的魯莽辯護的，就是他作為北大的一員，關心中國教育的前途。他提醒聯席會議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