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威怎樣教胡適思想？
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胡適和杜威幾乎是同義詞。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一方麵，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胡適所占有的，是一代宗師的地位。作為一代宗師，又是杜威的弟子，胡適順理成章地就成為杜威在中國的代言人以及詮釋者。另一方麵，胡適自己也助長了人們把他與杜威等同的傾向。試問：凡是讀過胡適文章的人，誰能忘記他“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那兩句極為智性卻又充滿感性的話？隻是，杜威如何教胡適思想？胡適就從來沒有交代清楚過。胡適如何詮釋杜威，大家也不求甚解，而隻是胡雲亦雲。更等而下之的，則是人雲亦雲。同樣地，赫胥黎如何教胡適懷疑，胡適是什麼時候開始作赫胥黎式的懷疑，他也從來沒解釋清楚過。更值得玩味的是，胡適自己沒解釋也罷了，研究者居然也不加追究。不求甚解，似乎是胡適研究領域的一個代名詞。
胡適當然不會告訴我們杜威怎樣教他思想、赫胥黎怎樣教他懷疑。說得好聽一點，那是因為如果他說穿了，就像他說禪宗那句話一樣，不值一文！說得難聽一點，反映了胡適一生常常引而不注的壞習慣。當時，學術的規範還沒有建立，更遑論嚴格地執行了。在胡適的一生中，他太多主要的論點都是杜威的。如果都要加以注釋的話，不但麻煩，而且說穿了，都是稗販來的，未免難堪。於是，“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句話，就等於是胡適為自己的思想來源作了一個天馬行空式的總注（a global footnote）。征引杜威如此，征引赫胥黎亦然，胡適征引其他作者仍然如此。至於細節部分，對不起，就有勞讀者自己以及將來要為他立傳的人去費心了。說得好聽一點，這是胡適從禪宗那裏承襲來的“不說破”的教學法，即“鴛鴦繡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研究者必須像行腳僧一樣，廣求閱曆，直到他憑本事找到金針為止。《易卜生主義》可以算是一個例外。但那篇文章是他從先前所寫的英文版翻譯、改寫過來的，所以英文學術寫作的規範還保留了下來。胡適一生寫作常不加注腳，這就是為什麼如果要認真地寫胡適傳，就不得不做追蹤溯源的工作。因此，這部胡適的新傳也不得不長篇累牘了。
胡適一生的思想得益於杜威最多、最深，無怪乎他要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樣一個總注腳。我在《璞玉成璧》裏詳細分析了他1916年的得獎論文《國際關係有取代武力之道否？》。那篇文章的立論完全根據杜威。由於那是一篇英文作品，英文有英文的學術規範，胡適清清楚楚地交代了立論的基礎。然而，胡適在中文著作裏，特別是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幾乎沒有引注的習慣。雖然胡適在中文作品裏一向不加注腳，但那挪借的足跡還是斑斑俱在的。那些足跡無他，就是他所使用的關鍵詞。要去追尋胡適挪借杜威的足跡，其實是最容易的。隻要肯下工夫，老老實實地去勤讀杜威的著作，胡適所使用的關鍵詞，就可以一一地躍然成為足跡，讓我們在杜威的著作裏找到出處。於是，胡適所使用的關鍵詞，就可以用來重建“杜威教我怎樣思想”的軌跡。比較困難的是胡適零星從其他西洋作家、學者那兒挪借過來的觀點。那除了要費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文章的工夫以外，還需要運氣。
如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還有跡可尋，“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則要困難多了。這主要是因為在杜威方麵，我們還有幾個關鍵詞可以作為索引，到杜威的著作裏去溯源。赫胥黎就不一樣了，除了“存疑主義”、“拿證據來”，幾乎沒有其他明顯的關鍵詞可以作為溯源的依據。“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兩句膾炙人口的話是他在1930年所寫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裏說的，剛好配成一對絕佳的對聯。如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句話，可以說是胡適所作的一個天馬行空的總注。其實，“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何嚐不是如此！胡適發現赫胥黎的懷疑精神是在1922年，這也就是說，是在他說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這句話的八年以前。於是，“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也就變成了一個天馬行空式的總注。所有他在這以前、在這以後征引赫胥黎的地方，就跟他征引杜威一樣，注繁不及備載，恕不一一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