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他不大過問出版社的日常事務，也不常到社辦公，由一位早已來社的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也是馮的朋友）代替他執行任務。他和這位胸懷雄才大略的副社長在某些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但也樂得清閑不管。這位副社長下車伊始，就想對出版社大力“整頓，一番。這時，古編室在聶紺弩不很循規蹈矩的領導下，被社裏許多權力人士議論紛紛，說是“閑談亂走”，“一團和氣”，“打夥求財”，等等流言蜚語，不脛而走。偏偏聶和這位副社長在職權上（聶也是副總編輯）和某些具體作法上意見極不一致，不免有些矛盾。
不巧，又遇上與胡風私人關係密切被審查的不利條件，於是，古編室便成了被“整頓”的對象。接著“丁陳”案件、“胡風集團”案件接踵而來的是十二級強烈台風的“反右運動”的來到。很自然，由那位副社長領導的“反右運動”，古編室就成了運動的主要目標，從正、副主任起，所有業務骨幹如小說、戲曲、散文、詩歌（拈邊）幾個組的組長和幾個年輕的助編、編輯，幾乎一網打盡，大多成了“右派”；並有正式的封號，叫做“右派小集團”、“獨立王國”。運動的開始階段，馮還在領導地位上，很快就被卷入“右派”大網羅之中了。
聽說他的問題主要在社外，當然，社裏有些問題，總不免會牽連到他頭上。於是，他也和我們這批“右派”一樣，受到“批判”，降級等等待遇。
說到這裏，還應補敘一件他也沒料到的意外事。那是1957年6月初，社裏已開過幾次高知座談會，他是主持人，叫大家大膽提意見，不要有顧慮，說得根激動，有句過頭的話，叫大家“有冤的報冤”，當時人們很欣賞這句話。那幾次會我都沒參加，因為我早想離開這裏，已有兩個單位分別和出版社談過，要調我去，所以我不想參加社裏的座談會。可是馮見我幾次都沒去，他就屈尊親自到宿舍我家動員我參加明天最後的一次會，無論如何，務必參加並發言，有意見盡量提出來。我礙於情麵，答應一定去。社黨委書記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受馮的囑告，也到我家勸我參加明天的會。這樣，我就被兩位好心人無意地推到了鹵水池的邊緣上，隻要我的腳一動，就會輕易地掉進探淵。當然，我從不埋怨他們，因為他們也是受蒙蔽不知底細的人。第二天，我果然參加了座談會，並放了本不應該放的大炮，一下變成了被獵取的對象，成了出版社的“頭等”煊赫人物。隻怪我不機靈，這次會已換了主持人，不是雪峰，而是那位副社長，這裏麵大有文章，馮可能已被通知不再當主持人了。
這件事，不管怎麼說，“陽謀”也好，陰謀也好，反正有幾十萬、百萬（難以統計）人，一夜之間，都被“錯劃”成“右派”了。加上他們的親屬、朋友以及毫不相幹的人被株連，受連累，人數就更難估計了。這麼多的人，忽然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準階級敵人”，到底是為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主謀者難道不應該冷靜一下頭腦，深刻地反省一下嗎？事情就這麼突然，也異乎尋常地簡單，昨日的座上賓，忽然成了今日的階下囚。這件事的深遠後果，不僅相當長的時間刻印在國內人的頭腦裏，也同時給好心的或別有用心的外國人用作評論或攻擊我們的口實。有人安慰並表示遺憾，說：如果不去參加那次會，不就免掉了那場大禍？我不認為是那樣，雖然也包含著某些偶然性的可能。然而，“命裏注定”，“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的難逃”。你既然被列入“知識分子”、尤其“高知”之列，你就必然成為被獵取的目標，“漏網之魚”是很偶然的。
我在馮雪峰同誌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寫的四言體的挽詩，最後兩句：“哀彼冥鴻，畢張弋送！”弓箭網羅都擺好了，你還跑得了嗎？
之後，雪峰的幾頂桂冠都被摘下，降級，僅以普通編輯的身份在社裏工作。我，更不在話下，降五級之後，“蒙恩”仍留在崗位上工作，但不定期的勞動時，成了麻將牌裏的“聽用”、勞動“常委”。
記得約在五八年夏秋的時候，我正在昌平縣居庸關下文化部勞動站勞動，每天走過大河溝上山挖魚鱗坑、樹坑。一天，文學出版社的勞動隊伍幾十人也來了，幫著挑水上山澆灌新栽種的樹苗。忽然看見雪峰同誌也在挑水隊伍當中，從水溝裏挑著一擔水，往幾十米、百多米的高坡上挑，往樹坑裏灌水。那時，他已五十多快六十歲了，曾經動過手術，割掉半個胃，身體不太好。我看見了，真為他難過。收工、吃飯後，我去看他，問他身體怎樣？挑水上山，太累了，受得了麼？他笑了笑：這不算什麼，從小生長在農村鍛煉出來了。並問我在這裏勞動，身體怎樣？從談話中看不出他有什麼難受和委屈的表情。表現了一位經過幾十年革命洗禮，鍛煉的老革命家的風度，使我十分欽佩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