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大躍進、大煉鋼鐵、三年餓飯時期，政治氣氛不得不放鬆一點，讓人們喘口氣、緩過來。出版社也作了一些調整。雪峰和我都分別由編輯部調到成立不久的編譯所工作。開始沒有正式房間辦公，隻好把我們新調過去的人放在一間東西曬的雜屋裏，幾張辦公桌一擺，幾乎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雪峰的桌子正好在西邊窗戶下，太陽曬得人直冒汗，但還是一本正經坐在那兒看稿子，不說一句閑話，更沒有一點怨氣，體現了他的涵養和胸襟開朗。不久，就搬到東樓上編譯所較寬闊的辦公室了。我們分別在幾間屋裏辦公，每天上下午工間操時，都可在一間很大的會議廳兼遊藝室裏見麵。這裏，有搞俄、英、法、德、日等語翻譯的，有搞古典文學的，有搞新文學史資料的，雪峰還是搞他的魯迅著作編注工作。人才濟濟，大家在一起談笑風生。我歡喜打乒乓球，在這裏還數得上名次。我們打球，其餘的人坐在沙發上觀看、議論或談別的什麼。
這一段時間，過得還比較輕鬆愉快。看上去，雪峰總是麵帶微笑，和大家交談，看不出有什麼沮喪的神氣。當然，大家對他仍然十分募切和尊敬，把他當作一位善良淳樸的長者。他當權和下台的時候，對人的態度都前後一致，沒有兩樣：在台上，沒有頤指氣使的那副高人一等的氣派；到台下，也沒有怨氣衝天或自卑的可憐相。他還是依然故我，不亢不卑，謙和謹慎。有人說他頗有點像《三國演義》裏的關雲長，傲上而謙下。聽說他開始當社長時，一次在文化部開會，討論一個什麼問題，他反對某位副部長（實際上的部長身份）的意見，辯論激烈，後來拂袖而去，根本不把那位頂頭上司放在眼裏。他和那位上司，在“左聯”時期就因為眾所周知的兩個口號問題意見不合，鬧過別扭。解放後，冤家路窄，又碰到一起，並作了領導和部下，兩人心裏多少總有些芥蒂、隔閡。平心而論，以雪峰的革命經曆，對新文學事業的貢獻，和在文藝界的聲望，讓他當一個區區的出版社社長，似乎確實有點屈才，雖然他自己不計較職位高下，但旁人總多少有這種看法。
在編譯所共事幾年裏，從來沒看到他對人疾顏厲色，總是和和氣氣的。三年困難時期．供應緊張，連紙煙也是按級別等級發票購買的。我被降了五級，沒有資格買高級香煙，一個月最多也隻買幾盒“恒大”、“光榮”煙，其餘更差的煙，我也不要。煙癮雖不大，但幾盒還是不夠抽的。雪峰知道這種情況，常常問我煙夠不夠抽？我說：煙癮不大，足夠抽的，還想率性戒掉哩。他雖然也降了級，但還夠買高級香煙的資格，每逢發了煙票，買到熊貓、中華等高檔煙時，遇見我總要遞一支給我，當我吸燃後，他又抽出一支給我，說：留著明天再抽。我不好意思再接，又無法謝絕他的好意，我說：您也不夠呀！他說：我夠，還有朋友送。沒關係，抽吧！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對同事、朋友的關心與愛護之情。
“文革”中，文化部大部分人馬都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圍湖造田。雪峰同誌那時已六十多歲了，“右派”帽子已摘掉，但仍和大家一起早出晚歸，深一腳淺一腳在泥淖地裏整地、插秧、割麥，他總是一絲不苟認真幹，比年輕人還賣力。記得一次在冬天刨冰塊地，他搶著丁字稿往半尺厚的冰地上挖，滿頭大汗，大家勸他休息，他不肯，說：不累。從這些小地方看，他辦事認真負責、一點也不肯馬虎的實幹苦幹精神，是處處都表現出來的。
大約在他去世前一年的冬天，我們早都從幹校回來了。一天，我去看望他。他住在北新橋原先幼兒園的一間不很大的房間裏，屋裏陰暗潮濕，溫度極低，好像沒生火，屋裏隻有他和臥病的夫人，沒有別人照顧他們。我們隻簡單地談了談彼此的生活和身體情況。他麵帶憂容，精神不佳，可能是因為他夫人的病情比較嚴重。
我見狀，不便多打擾，就告辭走了，這算是我們最後的一麵。
他離開我們快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經常出現在一些人們的頭腦裏，朋友們談起他來，總是懷著一種崇敬的心情來悼念他，為他高唱讚美歌，也為他不平凡的、坎坷的一生而惋惜。
敬愛的雪峰同誌，安息吧！
1994年9月18日於團結湖北裏，時年八十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