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個寥落的秋晨，我得到何老師請人打來的電話，說她摯愛的尊棋，經過長期病魔折磨之後，已經安然地走了，使我頓時全身木然，說不出半句話來，一直到話筒裏傳來滴滴的表軌聲，才使我發現對方已掛了電話。他的去世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想不到這樣快。他在久病的時候，我沒有去探問他，因為我不忍見一位頂天立地的血性漢子，陡然變為癡呆認不得人；他那微弱的眼風裏，似乎還是知道你是誰，就是說不出聲音來，我實在無法忍受這個慘狀。人生在世，總要臨到這一天，但我希望他能溘然而逝，不再留戀那曾經折磨他45年不得安生的這個無情的塵世。
平靜下來之後，我就想寫些文字紀念他，但是我的感情不讓我這樣做。每當我鋪開稿紙拿起筆來的時候，他那雙充滿柔情的眼光，便顯現在我的記憶裏，使我這個自以為淚水已經流盡的老人，禁不住潸然一片，無法落筆，隻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收起筆來，無百久坐在窗前。
我認識尊棋是從讀他的文章開始的。我一直對國際問題有興趣，又在香港遇到了喬冠華，在讀他詩樣的政論文章中，我學到了些應該知道的知識。當時在重慶讀到尊棋的文章，眾多的材料與精辟的分析，使我折服。我曾經多次在美國新聞處的酒會上遇到他，總要找個空隙談幾句，我發現他是個感情十分細致的人。惺惺相惜，從此結下了快半個世紀的友情。
1949年我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有天他找我到他家吃晚飯，席間他告訴我即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胡喬木希望我參加國際宣傳方麵的工作。我在北上開會之前，曾經得到喬冠華的口信，要我等他同我見了麵，再決定我的行止。我當時便把這個意思和尊棋講了。他答應再去和胡喬木說，同時希望我也不要拒絕。後來廖承誌叫我去談籌備國際宣傳機構，這一次談得比較具體了，他說喬冠華將來主持這一工作，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聞總署所屬國際新聞局由喬冠華、劉尊棋主持，我則在他們下麵做行政工作。我覺得這一時期，是我在解放後工作最愉快的時期。從新聞總署到國際新聞局都是在解放前長期在一起工作的人，而且當時黨與非黨人士的界限，也沒有以後劃得那麼涇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順手。三反運動後新聞總署和國際新聞局撤銷，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組織雖變，人事大致照原樣，除了社長改由師哲擔任外，新聞處劃歸新華社，其他變化不大。那時領導上要我擔任辦公室主任，我沒有同意。我的理由是我是非黨員，做行政領導工作不合適，私心裏則想回到寫作的老本行。尊棋同誌和我作了次長談，要說服我，但我總覺擔任行政領導，既非我的初衷，而在“三反”運動中看到那些過火的行動，我也有些寒心。但是為了做到聽黨的話，我答應代理一時，等有了黨員來接替，我就回我的業務工作。後來調來了黨員做主任，我就專職做出版工作了。
過了些日子，我看到尊棋似乎有心事，社裏對他的態度有所改變，剮社長也增加了人。
逐漸我才在風言風語裏，知道組織上正在審查尊棋的曆史，說他是個叛徒。我就十分納悶，因為關於尊棋在解放前曾經被捕的事，我曾經和他談過。我也曾經讀過《魯迅全集》中的文章，知道胡適曾經代表中國人權保障同盟調查過當時北平政治犯監獄，他當時曾和一個政治犯用英語對話：那個講英語的政治犯就是尊棋。
陪胡適去監獄的有王卓然，他當時正在為張學良收羅各方精英，視察回去之後，便要了張學良的一張手令把尊棋帶出了監獄。至於監獄囚徒組織的中國共產黨支部決議開除尊棋的事，那完全是在倉促和不知詳情中造成的誤會洇為尊棋釋放的經過，獄內黨支部並不清楚。關於登報脫黨的啟事，那是國民黨反動派防止共產黨員重新為黨工作的陰謀詭計，在白區工作過的人都是很清楚的，當然這裏麵也不能排除一定不出叛徒。
尊棋的事也幸而有王卓然老先生病榻上遺書，詳述尊棋出獄的經過，否則時過景遷，主要的當事人王卓然又去了世，尊棋也將冤沉海底，永無翻身的日子了。他被審查之後，我們雖比鄰而居，但是我非黨員，所以對他們的事也不敢多問。等我再見他時，已在反右擴大化的時候了，那天宣布最後結論，我記得他和我都大哭了一場。他當然是滿腹冤枉，我卻覺得自己是咎由自取。誰讓我心裏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