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詩人牧丁死於十年浩劫。他是怎樣離開人間的，我至今仍然一無所知。又不便多去打問。其實，自50年代中期斷絕來往以後，我就再也聽不到有關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每一憶及，便為一種悵惘之情所困擾。
最後，偶然翻閱《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詩歌卷第二集，像久別重逢的故人，我又驚喜地讀到了牧丁的詩篇。從此，牧丁早年的身影總是閃現在我的目前。往事厲曆，一時引起了我對他的深切懷念。
我與牧丁結識（其實是建立通信聯係），大約在1940年前後他在成都主編《詩星》的時候，距今已超過了半個世紀。起初是給《詩星》寫稿，這是一個篇幅不多的32開小型詩刊。撰稿者間或有一二位名家，其餘多半是一些嶄露頭角的年輕人，虎虎有生氣。後來，他得知我譯的長詩《愛底高歌》（德·蒂奧，蓉格世界語原作）在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發表，便寫信征求我的意見，要把長詩列入他主編的《詩星叢書》出版，並聲明不付稿酬，僅贈樣書二十冊。為了支持他的事業，我當即去信表示同意。從此便書信不斷，建立了友誼。繼而他又把蒂克的詩集《小蘭花》列入《詩星叢書》（1942年），蒂克當時的在昆明，經常與我談起牧丁，對他也頗具好感。1943年，我與曉崧合編《楓林文藝》，他曾不斷寄稿來，給予了我們熱情的支持。我們雖未謀麵，但他給我的印象是好的：對工作認真負責，對朋友熱誠坦率，是一個頗為相得的朋友。
1945年，抗戰勝利了。這是中華民族又一次大流動、大遷徙，猶如八年前。從此，千千萬萬的親朋好友失掉了聯係，紛紛奔赴自己向往的地方。我與牧丁也天各一方，音信全無。待到我們相見時，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
那是1954年春天，蘇聯專家伊·薩·畢達闊夫來北京大學講授（文藝學引論），在中文係開設進修班。授課教師中，還有中文係主任楊晦教授和錢學熙教授。參加進修的，除本校有關教師、研究生外，還有全國十幾所重點大學派來的文學理論教師和研究生，總共也不過二十來人。而在這些人當中，就有南開大學的顧牧丁。真是意外的巧遇！我們這兩個長久通信的老朋友，終於在北京大學見麵了。更巧的是，我當時的寓所在旃壇寺後麵的府藏胡同，而他的家則安在地處地安門西大街的婦女幹部職業學校——他愛人所在的工作單位。兩地不過幾分鍾的路程。因此隻要彼此得閑，便時有往來，談天說地，頗以為樂。如此過從，大約持續了一年光景。
牧丁，蘇北人。中等身材，架一副近視眼鏡，眉宇間總洋溢著笑意，生活簡單樸素。第一次接觸，我便發現他十分健談，心直口快，有話從不藏藏掖掖，比我想象的還要率直，遇事愛發議論，愛作不平之鳴。他自幼家道貧寒，放過牛，所以後來取名“牧丁”，偶而也用筆名“朱實”。他隻讀過小學，但一生刻苦自修，發憤讀書，砣砣孜孜，終於學有所成，臍身於大學教師的行列。抗戰時期，他一直在成都的一些中學教書。1947年參加民盟，解放後曾到華北革大學習。1952年在南開大學中文係任副教授，曾開設“文學理論”、“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詩選”等課，頗得係主任李何林的賞識洞時由於工作上積極肯幹、政治上要求進步，曾被評為“模範教師”。他一生不嗜煙酒，酷愛讀書、買書，以至廣為搜集。這一習慣，就是在他一生苦學中逐漸養成的。比如，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曾不遺餘力地搜求保存了大後方出版的大量文藝書刊，一種種一套套，應有盡有，幾乎是完整無缺。他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他擁有的抗戰文藝書刊，整整塞滿了他南開寓齋中的6個大書架子。
並表示有朝一日要利用它寫一部中國抗日戰爭文學概況或新文學史。
牧丁本身就是詩人，曾寫過不少好詩在大後方報刊上發表，又是《詩星》的主編，對當時詩壇的情況了如指掌，交結了不少詩人作家，曾不厭其煩地跟我談論艾青、田間、阿壟、魯藜、綠原、穀風（牛漢）、蒂克的詩。可以看出，他讚賞“七月派”，而他的詩其實也酷似“七月派”。以他對詩的執著熱愛和對詩的鑽研理解，加以他的卓越口才，我想他的“中國現代詩選”課一定會講得有聲有色。怪不得他的這一門課曾在南開受到學生的歡迎。而在當代詩人中，他對常任俠的中文修養最為欣賞，曾一再對我稱讚他文字之洗練，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因此，凡是常老的作品，不論是詩還是其他學術著作，他都一一買來閱讀、珍藏。當時說著，便從案頭拿過新購得的精裝巨著（漢畫藝術研究），指著序言讓我看，噴噴讚歎不止。凡此種種，均可見牧丁平日審美情趣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