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文壇風雲翻卷，氣氛緊張。我們對當時文藝界的現狀以及對胡風日益嚴厲的批判，自然也在話題之內。在這方麵，他比我知道得多，我多半隻作為一名聽眾，但我們得到的共識則是，胡風作為一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從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藝運動，一向信奉馬克思主義，堅定地追隨魯迅先生。按說，進入新社會他理應是很愉快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竟會遭到那麼巨大的痛苦，陷入那麼艱難的處境。但當時由於我們對新社會的信賴，便總是把這一有曆史淵源的文藝上的論爭，歸結為某些個人之間的恩怨，如此而已。但在這裏也要如實指出，即或在這種私下議論的情況下，我們對偉大的黨和英明的領袖也並無任何的不遜或不敬之處，遑論其他？！
1955年5月《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所謂“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兩批材料之後，全國立刻掀起聲勢浩大的聲討。等到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牧丁和我就先後被隔離、抄家了。尋思橫禍之來，主要是由於我們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率直。牧丁，雖對胡風的文藝理論有所理解，平日言論也較多，但就揭發的材料看，也不過是“宣傳”了“到處都有生活”、“主觀戰鬥精神”等早已不成問題的一些學術性問題；而我，主要是與牧丁和牛漢是朋友、有聯係，並於牧丁事發以後，在答複一個負有“使命”的外係學生提問時，說過一句老實話：“胡風在重慶時期，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的進步文藝理論家。”“所謂的”胡風分子言論，主要就是這些。牧丁是全校兩個“要犯”之一，我則僅限在係裏審查。因此他比我受的折磨更多，時間也較長。但不久都被定為“胡風分子”。我們雖被隔離，但我卻能從每天清晨的高音喇叭中聽到一些有關他的消息，如抗戰時期他即與方然、阿壟、綠原有聯係，解放後仍與阿壟有來往等等，但均不足以說明牧丁有“反革命”的事實。至於說他曾在“中央幹訓團”任職等等，我既未聽他本人說過，也未聽到別人提起。何況這又出自那樣狂熱的喇叭，那就更是非我所能盡信的了。
即使果有其事，又將如何？曆史也隻能說明過去。牧丁解放後的主要政治表現是“模範教師”。在那一段被隔絕的受難的日子裏，記得我們也有一次巧遇：那是一個細雨霏霏的夏日早晨，在我用過早飯的歸途中，隻見他被人帶著，頭發淋濕，光著雙腳，在雨水中嘩噠嘩噠地走著。緊蹙眉頭，目不斜視，低頭向食堂走去，活脫脫一個在劫難逃的“囚犯”。這一幅雨中押解圖，已經銘刻在我的心中，永生難忘。
我的“問題”，經過一個多月便已審查清楚，回到了備受驚嚇的家。牧丁，則拖了大約有一年之久。他不能回南開了，隻好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好像等了很長時間，後來高教部讓他到鄭州大學中文係，他一拖再拖，終於還是到了鄭州，但很不情願。從此三十多年來，天涯睽違，形同陌路，再也不敢互通音訊了。前者，他因工作調動，一再趑趄延宕，從而僥幸躲過了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劫難：“反右”。但到了“文革”，我想這一回他是插翅難逃的了。果然，“四人幫”就擒後不久，就傳來了牧丁慘死的噩耗。終年，估計也不過50開外，正是年富力壯、大有作為的時候，卻被剝奪了生存和工作的權利，怎不叫人悲痛？！
我和牧丁，友情本屬一般。但因同涉那一株連最廣的文字獄案，又因一同“偶語”而獲罪，仿佛一時成了休戚相關的患難兄弟。
今天我來為文紀念他，自然也在歎惋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戔戔微言，於事又有何補？！
1990年3月30 日，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