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界‘鳴’‘放’之後，陳其通同誌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四十歲了，從沒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衝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衝天，這說明了‘亂’。
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發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
這不是亂，什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蕾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製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麵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撤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製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傑作，這也是組織製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裏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製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還說了些文藝工作之外的問題。關於吸收黨員問題，他說：“因為積極鬥爭別人而入黨的人，假如現在證明鬥錯了，這樣的黨員的人格就有問題。這樣的黨員多了，非黨之福。”關於肅反問題，他說：“肅反是搞重了，麵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鬥了他。這是不公平的。”他還舉了個例：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一位同誌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結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