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的不幸，首先是廣大人民遭受苦難，而遭受苦難的人民完全是無辜的、冤屈的，沒有一絲一毫的責任：
應該負責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當權者。
近代的中國，從百年前的滿情、北洋政府、國民黨……一係列愚蠢無能、對外屈辱、對內鎮壓的當權者害苦了中國善良無辜的人民群眾，百餘年陷國家於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時刻，蔣介石居然叫囂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所謂“國策”發動內戰。我的青少年、到成年進入自己的事業發端的時代飽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歲以後開始結識了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進步力量，才意識到我們的目家有了轉機，有了脫離苦難的希望。於是我不再遲疑地進入他們的行列，使我從1937年20歲的創作生涯開始以後便認準了自己的奮鬥目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興的中國共產黨，認為她是民族和國家的希望，前途無限光明，必然戰勝當時已經十分腐朽的國民黨，無產階級革命一定舍取得最後的勝利。那時我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在日暮途窮日本投降後的上海開始作報紙副刊的主編工作，並且在上海連續編寫新的話劇劇本對國民黨當局和舊上海的黑暗落後現象作了尖銳的諷刺，終於遭到了當局的威脅，在朋友的關懷和幫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做起了電影編導的工作，並且在兩年編導了四部電影。兩年中我最為縈繞於心的還是祖國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國民黨的崩潰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烏雲散盡，中國出現了光輝的太陽，百年的奇恥大辱一旦洗雪。雖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給我優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絲毫沒有猶豫，匆匆結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輪回大陸，一心要趕回來參加開國大典。然而那時還沒有空航，通過盡可能的關係，才買到了船票，緊趕快趕，終於趕到祖國大陸；然而10月1日北京的開國大典已到，海輪靠岸才到青島。新中國建國大慶我是在青島參加的，趕回北京已經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願的電影編導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劇本寫作，我始終認為電影導演太過煩瑣，雜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寫作，不受別人、更不願被別人管束。我在香港兩年做電影導演的目的是為了熟悉一下電影，為以後寫電影劇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國，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組織決定、必須遵守”的“製度”。這在以前我是沒有經曆過的，我從不妨礙別人，也從不願受別人的管束。
但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全中國則是懷抱無限的感激之情，也確實尊重我當時的領導。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談我的今後工作任務時，和我談話的是當時中央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陳波兒女士，她是局長袁牧之的夫人，這兩夫婦在以前的中國左翼電影就很有成就了。見麵之後，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願做電影導演，但波兒立刻對我說：“當前我們所缺的就是導演，譬如說某某人，過去根本對電影從未接觸過，剛從延安進城，電影不過隻看過幾部，現在不是已做了導演嗎？何況你已經在香港拍過四部電影，很有經驗和成就了；請你做導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務已經定了，先去拍一部紗廠女工為主角的《紅旗歌》……”我嚇了一跳，搖手說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兒說；“任何事物都是從不理解到理解的，現在就應開始去工廠體驗一下生活……”口氣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認識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麼也沒有預料到，我突然變成一個“革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