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感謝戲曲和詩詞家宋詞為我提供了這部真實的史籍，宋詞的一生也充滿了受害的冤苦和淩虐，但他隻是一個一切訴之於哀怨的詩人，讀他的詩作，我隻感到他這般痛苦；橫逆之來，他隻有悲傷、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罵，完全走的兩條道路；我也感謝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場反右鬥爭，視知識分子為仇敵，以淩虐知識分子，為最大娛樂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製造無數冤假錯案，死傷枕籍，真是千千萬萬。仗勢欺人的“四人幫”製造的數不盡的血腥罪行，對人民、對國家欠下多少血債！
至今記得清楚的是毛澤東作宣傳工作會議報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聽會，而且遇見演員石揮坐在一起。毛表現得太虛心、太民主了，聽講的人一個個心情舒暢，動員大家給黨提意見是如此謙恭朗爽、胸襟開闊。開完會大家都非常高興，出門時遇見艾青，我們三人在一家小飯館興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認為未來的中國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誰也不能想像，不久發表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的“記錄”完全作了改變。石揮被打為右派之後，不堪淩辱，隻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說是死於鐵路軌道，一說是跳海自殺。艾青的苦難得到了王震的保護，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條命。
10年過去了，“文革”居然結束了，殘破的國家逐漸進入恢複階段，一切漸漸上了軌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來我家拜訪，告訴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打過我一個“耳光”；必須得到我的原諒，才能工作，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覺得好笑，但我告訴他，文革十年雖然受盡折磨，全家損失不可謂不巨大；但是挨打確是隻有這一次，而且記得十分清楚，你那個“耳光”打得是一點力氣也沒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從這個災難中完整生還下來，主要的原因還是我經曆過“反右”之難：而“文革”的主要對象乃是整“當權派”也。譬如那田投，我看了《田漢傳》知道他的死事之慘，血肉淋漓，就是因為他是“領導”之故，不知他臨死之前可回憶到當年為擺脫自己而把我當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難以忘記的還有我當年的鄰居馬大媽的一家，馬大媽的兒子馬小弟當年是我家兒女的同學，在那個人鬼不分的苦難時代，是我們全家的保護神。隻要街上有一點風吹草動，立即跑到我家通風報信，多次救我於危難之頃，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裏，救我的次數我今天已經記不清了，至今一別有幾十年了，我終生忘不了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災難，完全起源於當年的劃為“右派”，我的幾個弟妹受了牽連，現在回想都是離奇古怪不可思議的：臂如五妹遠遣福建，七妹遠戍雲南，八妹畢業於外交學院，她的同班同學後來都做了大使，代辦等等的外交官，她卻遠在內蒙古默默無聞。六弟在蘇聯留學被抽調歸國，狠狠進行批判改造，經再三考核才得過關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爭氣，奮發。半個世紀過去了，都能掙紮求生，一個個都作出各自的成績。但總的說來，這個曾作為“右派”的大哥對每個弟妹後輩都欠了一筆冤枉債。
至於國家、民族的災難，加給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曆史的孽債，是不是會像哲人所說的，由“社會的進步”來補償呢！？
（補注：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協報”第四版載有（20萬件文物回歸記）一文，其中有一個三百位捐獻者中的30人名單，第一人即我父吳景洲先生，並有“捐獻的都是一級品文物……”的說明。又於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吳景洲損獻文物圖集》一冊，為至今的捐獻者唯一的一冊。）
1997年12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