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等等，不下幾十條，我因此還明確提出“革命勝利以後就要搞點改良主義”的主張。現在看來我當時的思想與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轅北轍。但是當由於我這個有選擇性的腦袋居然懵懂到自以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當然支持我這樣想的，不但有冷酉同誌那裏來的“言者無意”的傳達也還有別的刺激源，例如，那時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參加一次張聞天同誌主持的彙報會，聞天同誌是我最崇敬的我黨元老之一，他那時還是政治局委員，至少能參加政治局會議，我還記得他有一次講過“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大家都可以發展，不要隻靠他一個人發展”。就是這些話當時竟使我狂妄到了以為自己在毛主席麵前沒有什麼不可以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講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見的是王飛同誌和我兩個人，他為人遠遠比我謹慎。在林克來電話說要找我們以後，他還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誌作了一次彙報（這在我本來是認為並無必要的）。談話開始以後，雖然我們對彼此的意見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話還是我講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話又是我講得忘乎所以時的臨時發明。我這樣說不是要維護我的版權，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責任。
但是我確實沒有說過“小民主不過癮要搞大民主”的話，我的原話是說“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還對這兩個詞兒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作了解釋。一方麵，我感到雖然當時的政治大體上可稱清明社會也可算安定，卻又痛感人民群眾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認為這都是從蘇聯模式學來的，現在蘇聯既然出了問題，中國也必須改弦更張，實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另一方麵，當時正是建國七年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調資定級工作剛過，那次調資的過程中，我一方麵堅決反對領導上對我個人提級，另一方麵又對幾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辦公室，甚至到我家裏來訴苦的現象十分反感。來的人無例外地都是說自己什麼什麼時候參加工作，現在的級別是多少多少，別的什麼什麼人跟他同時或者比他還晚參加工作，而現在的級別又是多少多少。我以為一個人自己到上級麵前伸手要求提級是豈有此理的事情，而且這樣一鬧的結果，幾乎人人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調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調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說上班遲到早退，辦公拖拖拉拉了。我雖然幾乎沒有在舊社會工作的經驗，卻硬是斷定這是自古以來聞所未聞的荒唐事。我認為這都是共產黨太講人情，不講法治的結果，這就是我所厭惡的小民主，我自以為所見甚是，卻不料過不了幾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會上對我不點名地提出了批評。而且據冷西同誌會後向我講，毛主席的原話是說：“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隻能搞小民主，摘小小民主。”這樣，我覺得毛主席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雖然想不通，心裏倒並不害怕，甚至沒有委屈感，因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決不是像斯大林那樣會整人的領袖，批評也並不是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