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大概馮大海自己也心中有數。當我們的這個定案結論拿給他本人看的時候，他卻喜出望外，不但沒有異議，反而欣然簽字表示同意。聽說後來他的愛人抱著孩子來接他回家的時候，一家三口都高興得跳起來，好像是得到“特赦”。一年以後在反右派鬥爭中，對第六類右派分子的處分也往往比對他要重得多，雖說是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不過，馮大海的最後命運是十分悲慘的。他調離中國作協以後，在張家口地區的河北梆子劇團擔任文化教員，有時候也讓他編導一些小戲。他出差到北京，還常常來我家裏聊天、吃飯，和探望老同事、老上級一樣，好像在我們之間，從來沒有存在過“法官”和“犯人”的關係，對1956年的往事半句也不提起。但到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又受到猛烈的衝擊，說他本來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隻不過由於我這個“漏網右派”的包庇和開脫，才得以逍遙法外，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他在飽經折磨以後，終於用上吊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時他的妻子早已跟他離婚了。
50年代以後，凡是在某一次政治運動中出過問題的人，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很難幸免，而且第二次打擊往往比第一次打擊還要猛烈得多、厲害得多。馮大海在第一次打擊時隻受了一點輕傷（這本來也是無辜的），他死在第二次。孟超的《李慧娘》、吳晗的《海瑞罷官》、田投的《謝瑤環》、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深化論”……所受到的第一次打擊，也不可謂不重了，但，他們全都死在第二次。作為政治風暴的規律，總是一次比一次更厲害些的。而且越往下刮，風力就越猛。上邊刮起七八級的風，到省裏就達到十級以上，到了地、縣，就變成十二級的強台風了，卷進去的人也越來越多；人物的身分越小，受害的程度就越大。所以胡風雖然挨了整，判處了10年有期徒刑，坐牢的時間遠超過10年，但畢竟還沒有死去，一直活到今天，當上了全國文聯委員，而馮大海最後卻非送命不可。
與鬥爭“胡風反革命集團”同時進行的是在中國作家協會內部進行的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政治運動，當時這一運動並沒有公開報道過，知道的人也不多。批判會的方式很特別，範圍不大，參加的人隻限於作協以內行政十三級以上的中、高級黨員幹部，有時也吸收一些作協以外的文藝界黨員領導幹部參加，一般隻有二三十人，最高潮的時候也不過50人左右，因此幾乎每個人都得挨個發言，進行揭發批判，至少也得表個態。一言不發的人也是有的，一個是陳翔鶴同誌，還有一個就是我。當時我剛進文藝界工作不久．對丁、陳和主持運動的人之間的爭執，實在鬧不清誰是誰非，對那些沒完沒了的“檢舉”和“揭發”材料，也判斷不出是真是假。我一邊開會，一邊卻神遊物外，隻有一個說不出來的強烈的願望：讓這一切都趕快結束了吧，我打從心底厭倦極了。煩死了。這樣的批判會在寶珠子胡同全國婦聯禮堂一共開了十三次之多，每周開一兩次，會議的時間又拖得特別長，一般從下午三時開始，一直開到晚上八時才結束。那時候，機關的食堂早巳休息了，飯店也已經打烊了，幸虧在南小街一帶，還有些賣夜宵的小食攤，隻供應餛飩和燒餅兩種食品，勉強可以塞飽肚子。參加會議的那些人，少數還是積極的，例如有一位同誌，他事先準備好發言稿，激昂慷慨，一口氣講了一個多鍾頭，像煞有介事。當然，他所揭發出來的大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所謂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我始終都弄不清楚這究竟是什麼性質的錯誤，提倡每一個作家都寫出一本有影響的好書，這不是一件大好事嗎？另外大多數人看來都是敷衍塞責的，例如另一位同誌，開會時總是在筆記本上畫小人，給在場的每個人都畫上一張素描速寫，他畫畫的技法本來就不大高明，加以心不在焉，畫出來的素描總是“神似”而形不像，他自己也不滿意，一畫完就撕下來，揉作一團塞進煙灰缸裏燒掉了。
記得有一次會議休息時間，我在院子裏問陳翔鶴同誌：“你為什麼不發言呢？”他朝我苦笑了一下：“哦，我不了解情況嘛。那麼，你為什麼也不發言呢？”我學著他的腔調說：“我嘛，同樣是不了解情況。”我們心照不宣，但彼此都知道對方對這樣的政治運動、這樣的批判會有些什麼樣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