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翔鶴同誌是個具有古典色彩的人。他是個老共產黨員，卻對當時那種政治運動、政治鬥爭感到十分厭倦。在某一次談心中，他淒然有感地對我說：“你不是很喜歡嵇康麼？嵇康說得好：‘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這不正是許多人的悲劇麼？
你本來並不想卷入政治漩渦，不想介入人與人之間的那些無原則糾紛裏麵，也不想幹預什麼國家大事，隻想一輩子與人無患，與世無爭，找一門學問或者文藝下一點功夫，但這是不可能的，結果還是‘謗議沸騰’、‘頻致怨憎’！”
我不知道，陳翔鶴同誌所說的許多人的悲劇，是否也包括他自己在內。但我心裏明白，他對我說這麼一番話是有所為而發的，也許在他的心目中，我就是這麼一個”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的悲劇人物吧。不幸得很，陳翔鶴同誌這一席話競成為讖語，無論是對他自己，還是對我。當然，這是到若幹年以後才應驗了的。他僅僅因為寫了一篇曆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被誣陷為影射廬山會議，替彭德懷翻案，在1969年4月下旬被毆打致死。他所遭受到的災難就遠遠不止是“謗議沸騰”和“頻致怨憎”了，和嵇康一樣，他也是因文章而招致了殺身之禍的，雖然他是一個“性不傷物”的謙謙君子。我自問也是一個“性不傷物”的“人道主義者”，但是這些年來所遭受到的“謗議”和“怨憎”也往往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在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十三次會議中，我沒有說過一句話。後來在某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中，我隨口說，有許多同誌修改了或者推翻了原來的發言，是由於“利害之心重於是非之心”。這句話就被認為“助長了丁陳集團的反黨氣焰”，列為我的嚴重右傾錯誤之一，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誅心之論”了。當然，到了1979年，又給我改正了，認為我這樣說並沒有錯。
會議盡管開得沒精打采，參加會議的工作人員（特別是速記員和打字員）可忙得不可開交，每次會議過後，都得整理出厚厚的一本發言記錄，記得很認真，很詳細，連每一句插話都記了進去，當時還沒有錄音機可以使用，要記得那樣詳細是很不容易的。十三次會議，一共產生了十三本厚厚的發言記錄，大概總有洋洋數十萬言吧，全部打字油印出來。參加會議的人，每個人都發了一本，上麵印著：“內部材料，嚴格保密，會後收回。”我總是懷疑這一堆“廢話錄”怎會有這麼大的機密性。我不知道會後還有沒有人會耐心地從頭到尾看它們一遍，至於我自己，我一收到就把它們鎖進抽屜裏，從來也沒有翻閱過，直到上繳時為止。
1956年秋季，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作出決定，要複查、甄別”丁陳反黨集團”一案，澄清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指定由中宣部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主持其事，還成立了一個複查辦公室，由黑龍江省前副省長楊雨民同誌擔任主任，下麵配備了十多二十個專職工作人員。他們找每一個發過言的同誌反複核對，請發言者把打印出來的發言記錄重新修改。我在批判會中一直沒有發過言，這一切自然都與我無關。當時我跟韋君宜同在一個辦公室工作，看到楊雨民來動員韋君宜修改發言記錄，要她破除顧慮，實事求是，把一切有“反黨”涵義的詞句全部刪掉，真是說得唇焦舌敝。當然，有的人改得多一些，有的人改得少一些，有的人全部推翻。
其實，看來這一切都是毫無現實意義的。所謂“丁陳反黨集團”一案，就算那些揭發、檢舉材料全部屬實，假如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的話，也構成不了多大的罪名；全部推翻了，丁、陳和其他十多二十個受牽連的人最後也還是免不了全都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就連主辦此案的李之璉、張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或者被劃為“右派分子”，或者受到黨紀處分（張海留黨察看兩年，降五級，下放到中山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其餘的人或者被劃為“右派分子，或者開除黨籍）。據我所知，其實李、張、崔、黎等人跟丁、陳素無密切關係，也從不來往，“未嚐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有些人甚至根本未見過丁、陳的麵，隻不過由於職務關係，奉命行事而巳。作為自始至終參與過文藝界這麼一場“大辯論”的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恐怕隻能說，一切都服從於政治鬥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