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從1955年初夏開始的反胡風、批丁陳、肅反、審幹等一係列政治運動，隻不過是序幕，是前哨戰，真正的“大戰”還在後頭呢，那就是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派鬥爭”。
我記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裏聊天，順便向他請示一下有關《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因為韋君宜當時下鄉去了，（文藝學習）的編務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幾乎無話不談，雖然在職務上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但我對他完全沒有下級對上級那種拘謹，他對我也完全沒有上級那種嚴肅。
那天晚上，他興高采烈、眉飛色舞地對我暢談他在浙江視察時的種種見聞（他當時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開過幾次文藝界人士座談會，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動亂期間，他這些行動都被說成是“煽風點火”了。）對於《文藝學習》的編輯方針，他強調要“放”，大膽地“放”。他認為，《文藝學習》組織對《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討論，好得很，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談到了這篇作品，還替這篇作品辯護了幾句，說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義，王蒙反對官僚主義並沒有錯。當然，小說是有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但沒有政治性的錯誤。毛主席直接出麵替一篇文藝作品說話，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我們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鍾，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隻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隻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經是9點20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晤，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我知道他馬上要出去，就連忙告辭了。第二天早上回到編輯部一向，才知道這一期的（文藝學習）早已經簽字付印了，正在裝訂中，錯已鑄成，無法挽回。要是我早兩三天就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裏）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當時還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服》抽出了幾篇措詞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編輯們看到我抽文章，心知有異，紛紛打聽是怎麼一回事，我裝作若無其事、輕描淡寫地答道：“沒什麼！有些話我還要斟酌一下，改好了馬上給你們送回去就是。”
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嗬！我可以挽救許多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半月之前，也許誰也不會知道，風雲突變，馬上就要發動一場雷霆萬鈞的反右派鬥爭。
那一年我將近40歲，這在心靈上和理智上已經是成熟的年紀。我知道發生了新的情況，暴風雨快要來了。但關於這場災難發生的原因及其後果，我是一無所知的。當然，有些人比我還要胡塗，比如杜麥青，他還是主張要繼續“放”。這也難怪他，他並沒有得到“轉”的信息。
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那怕我是個“小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隻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當然，對這種轉變的出現我早就有過一些預感，不過，沒有“提示”，我就不可能作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