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隻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不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幹。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幹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麵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坡。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
最常幹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玻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麵、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裏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麼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麵也有文娛活動。這裏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裏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幹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巍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裏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這裏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我連妝都沒卸幹淨，就上了火車。
1959年底給我們幾個人作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後，經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受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農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鬆鶴圖，色調古雅，這裏的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裏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林牧副漁多種產品，上麵一律用圓規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裏給我的任務。
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麼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牆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裏，理所當然。這裏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色、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已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8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篷著露水，到試驗田裏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裏，對著花描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