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隻記得兩句：
坐對一叢花，
眸予炯如虎。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麵，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台。清代製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發往軍台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自己已並不去，隻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台充數）。我於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朱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效力軍台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1962年初，我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於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間，有人來外調，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誌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該人是搞帽右派 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幹部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老右派，新表演”。
我摘了一些時期“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製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
在“控製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並向經辦我的專案的同誌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誌說：“別說這些了吧！20年了！”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麼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
“隨遇而安。”
丁玲同誌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
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麼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曆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證實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複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複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199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