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反革命越來越多了1954年秋天，《人民日報》社要在各省建立記者站，派我和林沫去內蒙古。
1957年，《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費孝通文，載《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來臨，到處在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記者站發表了鳴放的消息，通訊。而內蒙古卻遲遲不動，我怎麼能跟上形勢，聞風而動，寫出“得風氣之先”、“指導全國”的報道呢？不怪我沒本事，隻怪內蒙古工作太落後了！好容易等到5月底，包頭開始鳴放了，我好不歡喜！認為這是抓住大題材的好機會。我找了一個厚厚的大本子，準備大記一場。
鳴放中，大家對肅反的意見最多：
“鬥的場麵，比坐牢難受多了。”
“一搞肅反，就叮當打人。我說打人不應該，領導說可以推推搡搡，還說我右傾！”
“土改時農民對地主是真有仇，可積極分子打鬥爭對象是假積極。打人一耳光，他臉上很不自然。”
“問題還沒攜清楚，能那樣對待同誌？我看現在對這些人就不能和風細雨！”
“領導肅反的人是無理、無知、無情、無能，有的還無恥！”
“肅反搞得人人自危，是社會大恐怖！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
“感謝黨的英明偉大，最終弄清了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賠禮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先弄清我的確是反革命，然後再殘酷鬥爭，豈不更好？”
這些意見與報上登的大同小異。看來肅反引起的怨氣是全國性的。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風，搞搶救運動，把好些人鬥成特務。那時挨鬥的不是黨員，就是跟黨走的進步青年。你把他鬥錯了，他能原諒自己的黨。可肅反中，挨鬥的多半是一般群眾。你把他鬥錯了，他對黨會越來越遠，甚至會把不是反革命的人推向反革命。”“現在全國解放，黨執政了，搞調查很方便，何必先鬥一氣，再去搞調查、甄別呢？”“這樣做，勢必會弄錯許多人，可能把胡風也弄錯了”。
我的筆記本沒有記上幾頁，突然風雲驟變。6月初，《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變調，6月8日，反右派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曆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下”。社論還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評”。原先口口聲聲說“言者無罪”，現在說成是隻聽“善意批評”。什麼批評是善意的，什麼批評是惡意的，誰能說得清呢？
6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一時間，右派分子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接著，農民也說話了。6月17日，黃繼光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說：“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要和他拚命！”
報上大張旗鼓地批流沙河、林希翎、文彙報、章羅聯盟……鳴放時，我並沒看出他們在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對的言論。
現在，從批判的內容看，說服力根差。有的看不懂，有的牽強附會，似是而非。我把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載《人民日報》6月19日）看了好幾遍。上邊說：“現在的情況是：
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舍搞亂”。我想，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怎麼現在又來了呢？反革命已經不多了，怎麼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來越多呢？
我還想到：“肅反運動鬥錯了許多人，還未總結，接受教訓，又來反右派，一錯再錯，越錯越大。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向黨及時提醒。”
我記得1955年初夏，我正在大興安嶺林區采訪。大興安嶺的白夜、木頭房子、一望無邊的森林……給我留下了新鮮的深刻印象。我還來不及醞釀主題，突然報上公布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記者都幾次來信、來電話，要我停止工作，回北京參加肅反運動。“稿子寫不成了！”我怕別人說我不關心政治，無可奈何地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