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記者部主任陳x是從東北《勞動報》調來的，先在國際部，我還是頭一次和他見麵。隻見他流著熱汗、滿嘴驚歎號，領著大家把白原一股勁往反革命方麵鬥。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學生，與文藝部詩人徐放有些接近。徐放原來被認為是胡風派，現在由於參與了胡風的30萬言意見書，被認為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
我看陳x新來乍到，太主觀了。又想到他當眾是一副整人的麵孔，可能背後會冷靜一些，能心平氣和地研究問題，就跑到他房裏對他說：“白原比較老實，不會是反革命。你應該從另外一方麵去想想！”他立刻翻了臉，訓斥我：“你說他老實，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壞運動！”嚇得我趕忙退了出去。林沫和白原是延安魯藝的同學，比較友好。在鬥爭會上，我和林沫都插不上話。記者部特地派人到我們房中，批評我們落後，對肅反不積極等等。林沫就學著大家在會上吼白原了，我仍然發不了言，對白原氣不起來。陳x根據大家在會上的表現，夥同記者部副主任汪X背地裏劃大家為運動的積極分子、落後分子等等，我當然是落後分子了。以後我回到內蒙古，知道弄清白原不是反革命，我在內心負疚：“為了保護自己，不敢對陳x堅持正確意見，浪費大家好多時間，害得大家虛驚一場，也傷害了白原！我的情緒被破壞了，不願再去大興安嶺，稿子也無法寫。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現在反右派，不能再這樣了！我要據理力爭、仗義執言。”
自投羅網包頭的鳴放被扼殺了，我回到記者站的所在地——呼和浩特。
我是記者站的黨小組長，我向小組提出我的擔心，另外兩個記者都有同感。欽達木尼是蒙古族人，1956年從《內蒙古日報》調來記者站。他說：“我是肅反積極分子，那個時候，領導同誌說某某是反革命，我也跟著他窮追猛打，就像得了神經病，瘋了一樣。以後我再也不盲目跟著領導跑了。”我說；“大家對肅反意見特別大，怎麼現在一對肅反有意見，就變成右派分子了呢？我們應該給支部提醒提醒，以免做事後諸葛亮！”林沫說：“那你去給支部彙報一下”。我又說：“胡風派的詩文，我看不懂，欣賞不了，但要說他是反革命，證據不足。以前跟著領導跑，他說啥是啥，不用自己的腦子。
領導說他是反革命，我就盲目相信，不去深思。現在想想，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中，說他在國外幹了不可告人的勾當，究竟是什麼勾當，一點也不明確。又說他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係，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組織關係。在白區，找對方做朋友來掩護自己，是常有的事。可能把胡風也搞錯了”。我還說：“最近何其芳的一篇文章中，稱胡風集團，並沒有稱胡風反革命集團。”林沫說：“那你也去問一問。”於是，我向支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農牧部黨支部）領導彙報；“就整個肅反運動來說，成績是大的。根據事後調查，弄清了許多人的問題。但單就肅反鬥爭會來說，缺點大。因為挨鬥的人多，結論是反革命的少，在許多好人心上留下了傷痕。
“從公布的材料來看，胡風與美蔣並沒有組織上的聯係，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那位領導聽了我的彙報，臉色立刻變了。他很驚訝我們記者站三個人怎麼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唱一樣的腔調？當時到處在找右派、抓右派，許多人躲避還來不及，我卻找上門去，自投羅網。
林沫見情況不妙，趕忙到牧區采訪。回來後，表示立場轉變。
支部派他和張X（黨委辦公室主任）、局X（農牧部副部長）輪番對我進行教育。張x說：“你不想想，挨鬥的是些什麼人，他們的情況那樣複雜，哪是什麼好人！”我說：“不管多複雜，是不是好人，他總不是敵人吧？怎麼能用對敵人的方式鬥爭他呢？”周x說：“挨鬥有什麼要緊？我就當過鬥爭對象！挨一下鬥是有好處的。”我說：“我們黨員無所謂，一般群眾就受不了。”張x說：“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弄清許多人的問題，這就是成績！”我問：“是不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審幹的秘密目的？如果這樣，成績就大，否則成績就小。”張x說：“審於是審幹，肅反是肅反，不能混為一談。黨不會當麵一套，背後又一套。”我說：“既然肅反沒有審幹的秘密目的，那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能種下冬瓜得扁豆。那弄清許多人的問題就是肅反的副產品，不能說是成績很大。”我還死死咬住一個理：“你說鬥得對，不是缺點，幹嗎以後又要向他賠禮、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