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x對林沫說，我的問題十分嚴重，他們和我沒有共同語言，應該把我的言論向（人民日報）記者部反映一下，林沫是記者站的站長，不然對他不利。林沫對我說：“連朋友們都說和你沒有共同語言，這個批評的分量是很重的，你應該好好考慮”。就把我的言論寫了下來，由我在字句上加以修改，寄給記者部。信上還說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與我鬥爭。我十分坦然，以為中央的水平比地方要高一些，不會草木皆兵，對我大驚小怪，不幾天，支部開大會批鬥我，說右派分子反對肅反，你也反對，和他們站在一起了。我說：“我不是反對肅反，我是對肅反鬥爭會有意見。如果鬥出真的反革命分子，我拍手稱快；如果鬥的是自己人，那就不應該。”人們大喊小叫，一個個舌頭像快刀、牙齒像槍刺，向我砍殺過來。我一點也不害怕：“你們不了解我，（人民日報）的同誌們是了解我的！”欽達木尼在旁邊幫腔：“你們不了解劉衡，她比較正直、穩重、水平高！有次，內蒙古黨委一位領導要她在報上為他們向中央呼籲經費問題。她認為這個問題隻能寫內參，不好在報上發表，拒絕了。”
欽達木尼是蒙旗人，以後也成了農牧部的鬥爭對象。因為他與林沫合寫了一篇稿子，批評大漢族主義，就說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大家怎樣批鬥他，我不知道。欽達木尼對我說：“這篇稿子是我和林沫合寫的，署名時他在我前麵，現在他把一切責任都推在我頭上！”當時，少數民族不能批評大雙族主義，一批評，就說你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林沫是漢族，又是記者站站長，在緊急的關頭，他不去承擔責任，於是，飲被劃成右派分子。
這當間，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參事的父親給我來了信，說他們參事室的主任耿伯釗是右派，他們“如夢驚雷”，正批鬥他。不幾天，《湖北日報》刊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揪出耿伯釗反黨集團，其中就有我的父親。說他是地主，是吳國楨的幹將，他誇耀兒子在台灣當將軍等。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去責問他，怎麼至今還和我哥哥有聯係？他回信說，報上登的好些不是事實，老家沒有一分地，怎麼會是地主？他在漢口市政府時曾在市長吳國楨手下當股長，談不上是他的幹將；他和我哥哥一直沒有通音信。還說，他們參事室鬧宗派，他曾經打過“老虎”，現在人們報複他等等。本來，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錯好些人，聽父親這麼一說，相信把他也搞錯了。
記者部收到林沫的信，立刻把我調回北京。我住在招待所裏。
陝西記者站的袁良也住招待所，我和他聊天。談到（湖北日報）報道我父親是耿伯釗反黨集團，上邊寫的許多不是事實。袁良說：
“《湖北日報》報道不真實，你應該寫信告訴他們”。我說：“我才不！我一告訴他們，他們還以為我包庇父親。我應該避嫌疑！”轉念一想：“為了避嫌疑，保護自己，不去告訴（湖北日報），是不對的！”我應該維護新聞的真實性。就給父親回信，問他：參事室裏有沒有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可以告訴黨員。有什麼錯誤要好好檢查，不要“無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說”。黨不會冤枉人的。《湖北日報》如果弄錯了，也可以告訴他們。我想，讓父親去提醒《湖北日報》，比我去好。《湖北日報》當然不會“更正”，但會引起內部注意。
我為什麼要勸父親不要“無中生有”呢？因為在我的印象裏，曆次運動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錯誤，好些人隻求自己過關，亂說亂咬，給組織增添許多麻煩。運動過後，我不止一次地聽見領導同誌抱怨：“你瞎說一氣，害得我們到處為你調查！”我當然要防備於未然，不讓父親去害組織勞民傷財，自己也落個不好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