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報上的“右派分子”共鳴1957年6月開始，《人民日報》等報紙紛紛在標題上用文學語言辱罵右派分子，我感到這些標題漂亮，但華而不實，徒有其表，揭發的材料缺乏科學性、邏輯性，也就沒有說服力。原先我對一些人在鳴放期間的言論沒有太多注意，一反右派，提起了我對這些言論的注意，我要了解一下什麼是右派、什麼是右派言論。結果，我感到好些話不但沒有錯誤，反而有情有理。例如；“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
（揭發廣西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
共產竟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揭發青島市民盟曲北韋，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8日）“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地說了許許多多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際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了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黨決不會做的。”（揭發九三學社顧執中，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5日）“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叫的時候，就一槍打過去．因為一槍打過去，烏鴉固然無法再叫，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揭發上海葉元龍，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3日）“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著唯唯諾諾、人雲亦雲、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中國青年報）記者詹1956年9月給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說詹是“反對黨的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民革副主席龍雲在鳴放中說：1.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賬，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許多人紛紛低頭認錯、認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請求人民寬恕”、“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從檢查的內容來看，一點也不具體，盡是給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眾壓力之下，表麵是低頭認罪，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罵自己是“陰險的、醜惡的、狡猾的”等等。
實際上是假檢討，使我感到他們不但不是壞人，而且都是憂國憂民之士。例如：
羅隆基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羞愧無以自容”，“願意以今天之我與昨天之我鬥爭”。他“認罪”道：關於肅反，我主張“不由原來弄錯了的機關來宣布平反，卻另外組織一個委員會來進行平反……這就破壞了國家的政治體製。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一條”。“我沒有懂得反對下級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二條。”（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龍雲檢討說；“由於身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裏，說到哪裏。當麵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
“那時蘇聯搬走機器，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竟不能識別。”關於他早先發表的“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的意見，他檢討道：“我既無遠大的目光，又無磅礴的氣概，隻能小手小腳、小家小管、量入為出”。
這些右派分子的言論把我的思想搞亂，究竟錯在哪裏？我弄不清楚。更弄不清為什麼要把他們劃成右派。他們是真服罪，還是假服罪？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倒是令我感到親切、自然。因為報上說他“拒絕批評”，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常委會聯席會上，“章乃器發言，他說大家的熱情他很感激，但是從講道理來說，不能說服他，他說這是他的老實話，要不然他也可以來個假檢討，（《人民日報》1957年6月16日）。6月28日《人民日報》又刊出他的發言。他說，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不是兩麵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