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終是勤勤懇懇地把自己整個生命交給黨，全部精力獻給社會主義。他死了以後，就是把骨頭燒成灰，在骨灰裏也找不出反社會主義的東西來。在7月16日，《人民日報》又登出他《我的檢討》：
“我經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他從六個方麵證明自己和右派分子毫無共同之處。說：“某些人相信：‘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三次慈母也為之動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隻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隻是理論上的錯誤。”我最關心的是人們對肅反的意見。例如：
詩人艾青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溫暖”，總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
畫家江豐說：“許多人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在群眾運動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理論十分可怕！”
葛佩琦的意見更是引起軒然大波。《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刊登葛的講話摘要：“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共產黨員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是說不愛國。”
文章刊出不幾天，葛佩琦就寫了一個更正，說他的原話是：“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誌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發展下去可危及黨的生存。”
可是，一貫強調報紙真實性的《人民日報》為了製造緊張氣氛，卻對此置之不理。於是，到處都說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是反革命。反革命要殺共產黨，不肅反，怎麼得了？葛佩琦就成了要殺共產黨人的大右派。
我那時當然看不見葛佩琦寫的更正，光從報上登的摘要來看，我對大家說：“他並沒說現在就殺共產黨人，而是說搞得不好才殺，說得過激了一點，不能因此就證明他是反革命。”
《人民日報》內部的反右派鬥爭也鬧得熱火朝天，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批判國際部的蔣元椿。他說胡xx是說一不二的“聖旨口”。這樣，蔣元椿就變成反黨反領導的罪人了。當副總編輯王揖派他到外邊參加反右鬥爭會時，他說：“我才不去當打手！”這樣，他既不響應黨的反右號召，又辱罵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更罪加一等了。
我和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有共鳴。例如：認為曆次政治運動不同於農民鬥地主，農民鬥地主是出自真正的仇恨。而在政治運動中，敵我還沒弄清，如果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私心雜念，積極分子哪來那樣大的火氣呢？像我就對他們恨不起來。蔣元椿罵這些人是打手，我感到十分恰當。再如人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感到，我們的有些領導同誌的確不稱職，既然如此，就應該下台。
不能說要他下台就是要整個的共產黨下台，就是取消黨的領導。
會不會把我也劃成右派？我心裏直打鼓。但我從報紙上尋找到許多對自己有利的根據，來為自己辯護。例如，郭沫若6月底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對《光明日報》記者表示：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而我，從小在革命隊伍長大，曆史沒有汙點，怎麼會是“有罪者”呢？再如：毛主席在《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並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載《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而我，有些想法隻是放在心裏沒有說，有些說了的光是在黨內進行有組織地彙報，並沒有在外邊寫文章、作演講。怎麼也變不成“行者”！黨絕對不會冤枉我的。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我的散文《包頭，你變了！》我更放心了，幾次催促記者部，快開我的會，“我要回內蒙古搞反右派報道！”我很害怕我又一次失掉抓大題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