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犯了一個連自己也不肯饒恕的“大錯誤”。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把一位下放幹部當成了“同誌”，並且公開說他是個“好人”。因為他待人和氣，沒有向這些犯“錯誤”的人身上“落井下石”。這一“頌揚”可不得了，他的“班長，立刻被革掉。這邊批判我“忘記身份”；那邊就批“原組長”的右傾。我後悔莫及，罪不該忘記那條教導：“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害了這位同誌，使他跟我們勞動了兩年，直到所有下放幹部都調回原單位，他才離開。
這件事發生後，有些下放幹部變“精”了，提高了“覺悟”，開始同“右派”誓不兩立，對我更是如此。開始在我這個“花崗岩腦袋”
上磨他們的牙，當他們的牙齒磨尖利可以咬人了，就放回去參加整人的運動。客觀上我們成了他們升遷的“人梯”。更不幸的是有些政治上還幼稚的“小右”也學會了這一招數，不斷彙報我的“反動言行”去“立功贖罪”。在生活會上讓他們互相揭發，這叫“瓦解政策”，有位教導員說的更露骨：“狗咬狗”。可有些人卻偏偏要互相“咬”，結果彼此都咬得遍體鱗傷。有一位姓於的和一位姓周的，就是這樣互“咬”，最後都“咬”進了監獄。落實政策時他們才說了實話，當初互相攻擊的都是“不實之詞”。
看出了這個招法的不人道，我沒有上當，我寧願當“活靶子”、當“人梯”，我希望大家都解放，“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偈語成了我這個無神論者的信條。結果是所有在農場勞改的“右派”都摘了帽，我這頂帽子還牢牢地長在頭上。
突擊摘帽“文革”初期，我的“帽子”戴得更“牢不可破”了。據我所知，此時我省隻有少數幾個：頑固分子”還沒摘帽，我認識的有某大學政治係主任智某，另一位是“老延安”，他們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右派”。還有一位是個“老八路”，他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在運動中仗義直言，保護他領導下的幾個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被打為“右派”的，他一直不承認，還一如既往地向黨組織交黨費。自然沒人敢收，他就自己“代黨保存著”。還有一位是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一直不認罪，他說：“我同共產黨共事多年，並肩戰鬥，我要是右派，那共產黨也是右派了。”1962年勸他“認罪”，好給他摘帽，他說：“我不是右派，你摘個什麼？！”而我呢，則是省文藝界惟一—個沒有摘帽的，我早已安於現狀，繼續當我的“反麵教員”。“文革”一開始，我第一個被關起來，“造反派”為表示自己是“左派”，當然要用我這個“右派”來證明。
1968年，珍寶島事件發生。我在“牛棚”裏聽到消息，非常替祖國命運擔心，對自己的政治問題，早已置之度外，沒有想到“造反派”卻把我同珍寶島聯到一塊兒！
那是在1968年8月中旬，駐我單位的工宣隊長老於把我找去。他是汽車廠的工人，外號“於大錘”，我想恐怕又要“錘”我一通。可事實恰好相反，他不但沒有“錘”我，還給我讓座：“你戴幾年帽子了10年。一還想不想摘？”我想這是啥時候，還談這個，有話就明說，拐什麼彎？他還真沒拐彎，像掄大錘一樣，“你寫個檢查，在大會上講一講你立場轉變的過程。”是我“轉變”了還是誰轉變了，我真說不準。回去以後，我開始寫檢查。對這種差事，我已輕車熟路。我把上萬字的提綱交了上去。“於大錘”看看那厚厚的稿紙，皺了一下眉頭：“寫這麼多幹什麼？又不是寫小說，拿回去刪去廢話，給你10分鍾在大會上講完！”
下午專為我開了個群眾大會，各路“造反派”都到齊了，從他們疑問的目光裏斷定，誰也不知道開的是什麼會。有的用鄙夷的目光看我登台表演，習慣地拿出小本子，準備批判我的發言。
我把準備好的檢查提綱用15分鍾念完了。下邊一陣嗡嗡，顯然對我的檢查表示不滿。有個“造反振”頭頭舉手要求發言，此人曾率先抄我的家，並主張把我攆下鄉，沒等我搬走就把我住的房子許諾給他的一個朋友。他的發言聲色俱厲：“這不是檢查，而是翻案，再一次向黨進攻。”我一聽火就上來了，霍地站了起來想同他爭辯。反正已經把我打到十八層地獄，妻子瘋了，兒子嚇成癲癰，還怕什麼，剛要張嘴反駁，“於大錘”把我叫出會場，“丁耶，千萬別發火，耐著性子聽下去，意見提的不對也不要反駁，就當放屁。”我回到座位上繼續聽“造反派”們放屁。聽完幾個“屁”之後，“於大錘”上台講話：“丁耶同誌今天的檢查很深刻，”天知道我哪地方深刻，“對過去所犯的錯誤有了正確的認識，立場有了轉變……根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下邊聽眾有人鼓掌，從稀疏的掌聲中辨得出他們沒有想通。不僅他們不服氣，連我自己也覺得摘得不仗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