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實際誰管你，帽子需要摘就摘，這是政治需要，由於需要可以是非顛倒，可以指鹿為馬。
事後我才知道，並不是我“改造好了”，而是由於珍寶鳥事件發生，要團結全民族，一致對外。民族矛盾上升，階級矛盾下降，不要樹敵過多，化消極為積極。我上邊提到的幾位老同誌也在這次摘了帽子，那位“老八路”還堅持他不是“右派”，誰管他呢，給他“硬摘”掉了。
今天回憶起那件事，並不足奇怪，當初戴帽子就沒有半點道理，今天摘帽子還談什麼道理不道理，那時是權當家，而不是法作主。像造反派說的：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理！
“摘帽右派”與下放
“摘帽”與戴帽照理應當有本質的差別，而實際上差別並不大，這是我在下放過程中逐漸覺察到的。
1968年秋冬之交，全省掀起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高潮，為了促使幹部積極響應號召，我省還增添了個理由：減少城市人口，保護幹部，預防原子彈襲擊。有些幹部不知是由於“覺悟高”還是被原子彈嚇的，紛紛報名，全家落戶農村，個個胸前戴著大紅花。
惟獨我，沒有給戴花，而是在吹吹打打送走那些下放幹部之後，才派輛汽車偷偷地把我家的“老弱病殘”者運送到鄉下，就像運走私黑貨一樣。可見我同下放幹部是內外有別的。還有一件事，更使我明白了對“摘帽右派”是另眼看待的。下放以後，我本性難改，又重操舊業，繼續寫我的伐木工人史詩（鴨綠江上的木幫），而且冒失地投寄給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一去半年沒回音，後來聽一位老“五·七插”講，出版社來人了解我的政治情況，一聽說我是“摘帽右派”便沒再理我。又過了半年，長詩退還，附了一封退稿信，建議我寫寫“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當然我對這場“十年浩劫”很感興趣，是要寫的；但不是那時候寫，而是在今天；不是寫它的“偉大”，而是寫它的罪惡。
“改正”以後“改正”政策落到我的頭上時，有人估計肯定要“卡殼”：“丁耶要不是右派，我們單位就沒有一個右派了。”等翻開檔案，審議了我的“右派言論”，才發現“丁耶的言論是正確的”，和“三中全會的精神一致呀！隻是說早了點……”在“改正”宣布會上讓我代表“錯劃”表態時，我牢騷兩句：“從今天起，我又是35歲了，那22年不能算我的陽壽……至於‘改正’，誰錯了誰改，不要不明不白的，好像誰都錯了，又像誰都沒有錯，這樣怎向人民交代，怎向曆史交代……”其實我說這些話是多餘的，曆史總像一個羞怯的少女，有史以來總是如此。可我作為一個作家，不能向人民說謊，應負起曆史給予一個作家的神聖使命。
20載歲月就像水土一樣“流失”掉了。組織上又把我安排在作家的位置上，可我的筆已經寫不出什麼詩。20多年盡寫檢討了。後來我想檢討也是一種文體，就發揮我這方麵的一技之長吧。
不過我把這種“檢討”文體也“擴大化”了，“擴大”到社會、國家的範圍，不僅為自己寫，也替別人寫；替那些有錯誤不願意檢討的人寫，替檢討不深刻的人寫。為了掃清改革的障礙，我願再冒一次險，舉起我的投槍向那個巨大的封建腐朽的幽靈進行最後一次衝殺。
1986.12.8.於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