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
1957年春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候，記得我在元南的小照後麵寫了句話：
“小喬初嫁了。”
這句話是蘇東坡的詞《赤壁懷古》中的。原文前後連起來是：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那意思很明顯，把元南比作小喬，我自然就是周郎了。躊躇滿誌之態可見。
那時我是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中文係的學生。因慢性支氣管炎於1956年7月休學療養。元南那時已在桃源師範畢業，分配到縣機關幼兒園當教師。她叫程度珍，小字元南，是桃源縣城關鎮人。我們是1953年開始戀愛的，書信往來已經三載，所以我就決定休學時到桃源與她結婚，結婚後也便住在她的家裏。她家在桃源師範學校附近一條巷子裏，那巷子名叫觀音巷，我便常戲稱她是觀音菩薩。她家隻有一個老母親，十分清靜。
新婚燕爾，我便專門寫作、讀書。放學的時候，我便去幼兒園把元南接回來。我們在桃源的街上走過，便招來許多驚訝和羨慕的眼光。那時她穿一件豆色的毛料旗袍，（這旗袍是新婚之後我親手為她改製的。）把兩條長辮子高高地綰成兩個髻子紮在耳後，她的體型本來就很苗條，這一妝扮，自然更增加了風韻。我自己那時穿的是一套銀灰色毛料西裝，打著領帶，穿著背帶褲子，樣子也還瀟灑。所以許多年後還有人說我們那時在街上”一走一條浪。”那時剛解放，人們都想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勞動人民，無產階級。
男的一律穿幹部服，女的老少都穿列寧裝，無論男女都穿解放鞋。
而我們的衣著卻被視為資產階級情調。我很奇怪，為什麼把美好的東西都推給了資產階級。
元南的那兩間木板房，也是十分別致的。南麵的板壁開了一長排玻璃窗子，從窗內可以望見碧玉般的蕞蘿山，那山就綿延聳立在沅江邊上。早晚都有白雲繚繞，而近處則是蔥翠的田野，一片青綠。在這一排玻璃窗下便是我寫作的大書桌，書桌後麵是一把古藤靠椅，每到晚上，我便坐在這把藤椅上寫詩，元南伴著我，真是“紅袖添香夜讀書”！古人也認為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
使我終身難忘的是，元南曾送給我兩件寶物。一件是一枝美國進口的派克金筆，這金筆是她父親的遺物，是在解放前贈給女兒的。這枝金筆後來隨伴我在一個勞改廠裏過了三年，寫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可惜後來在砍柴的時候失落了。另一件是一塊像玉一樣晶瑩的桃源石印章，上麵有鮮豔如桃花的花紋，有的殷紅如血，所以又叫文石，淚石、也是非常名貴的。我曾在一首舊體詩中說；“此生願化桃源石，刻骨相思作印章”，那時我在《湖南文學》（當時似叫《新苗》）上發表的《桃源斷章》四首中，就有一首題名《桃源石》。現在把它抄錄在這裏：
桃源石
桃源石亦名文石，色潤質堅，花紋華美，製成圖章和工藝晶，暢銷國內外，為桃源特產。
是桃花源林中的桃花瓣，
石頭裏綻開個美麗的春天；是桃花源裏的晚霞片，天上的牡丹飄落人間；是桃源姑娘水靈靈的眼，晶瑩，明亮，幻想的光芒想忽地閃。
姑娘送我一塊桃源石，她要我臨摩著寫詩篇。
這首詩自然是送給她的。我雖沒有寫明送給誰，但讀過這詩的人都會猜想，我是有一個美麗的桃源姑娘相伴著。
就在這一年間，我接連在《人民文學》、《星星詩刊》、《長江文藝》、《新苗》、《湖南日報》、《工人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詩作。
1957年春天，《星星》詩刊幾乎每一期都有我的組詩發表。有人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便是人生最歡樂最得意的時候了。
而我這時候，也可以說是兼而有之了。
到了1957年4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在欣喜之際，我甚至給醫院的助產士吳貞慧也寫了一首詩，說她“用一雙溫柔的手掌，把一個新的世界捧給了年輕的父親。”孩子取名路沙。
那時候我國與蘇聯友好，一切都是蘇聯的模式。蘇聯的文學藝術對我們那一代影響很大，連取名也想仿效。我和元南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商定：如果是個女兒（我們希望生個女兒），就取名露莎，像個蘇聯女孩的名字；如果是個兒子，就不要字頭，叫路沙吧。除了像蘇聯人名音譯之外，還有點卑微的奉獻意識：讓他做一粒鋪路的砂子吧。
總之，那個春天我們是幸福的。作品發表，新婚甜蜜，兒子出生，怎麼一下都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