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全國正搞大鳴大放，整黨整風，一時政治空氣非常活躍。
與此同時，工農業生產也在飛快發展，物產豐富，物價平穩，人民安居樂業。所以大家心情也很樂觀，各界開座談會都能暢所欲言，我的眼前真是一片光明。
但也有些人心存疑慮。因為解放後幾次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批俞平伯、反胡風等等）使有些人心有餘悸。記得那個春天，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教授便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早春天氣就是像李清照說的“乍暖還寒時候”，這個時候“最難將息。”我當時也覺得文章寫得好，說出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心裏話，或者說至少描繪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態。
然而我當時的心態是洋溢著春天的溫馨的。我相信我們祖國的未來，相信我自己的未來。我天真地認為，舊中國一切汙穢與黑暗全都被革命的浪潮衝刷幹淨了，從此道路都是平坦的，開滿鮮花灑滿陽光的。我寫了不少熱情歌頌新中國的詩，如《洞庭湖之秋》、《桃源斷章》等等。我已經和當時湧現的一大批青年詩人如未央、邵燕祥、粱上泉、流沙河等人並駕齊驅。我又是解放中南和西南的參加者，也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我在戰爭中負過傷、立過功，受過獎，各種紀念章和軍功章在我胸前掛了一排。在大學，我還是學生會的文化部長、校刊文藝版編輯，中文係團總支宣傳委員。這時真的是滿身光彩，自己也覺得渾身充滿了力量。我把魯迅的詩句“我以我血薦軒轅”寫了貼在壁上，還和桃師的一位語文教師賴漢屏照了一張像。他穿長衫，我穿西服，儼然魯迅和瞿秋白的樣子。
這就不僅是洋洋自得，幾乎可以說是狂妄之極了。
這年夏天，我便帶著這樣沾沾自喜的心情，興致勃勃地離開桃源，回長春去複學了。
那時正是暑假，元南抱著路沙，送我到常德。一路上她唱了許多歌，唱得同船的人都回過頭來對我們看。我們也不怕看，越看我們越唱。那時她能歌善舞，年輕漂亮，是桃源縣總工會組織的業餘歌舞團副團長，排演過歌劇《王秀鸞》，哪裏還怕別人看呢！
到了常德，我們就住宿在我的嬸嬸桂悌家，悌嬸那時在常德西堤小學給一位女教師帶小孩。這個學校背靠沅江，學校的教室後麵，有一個長長的木板走廊。走廊下麵便是滔滔的江水。原來學校靠江的幾間教室便是高懸在江麵上，用木架支撐著的，是堤邊的吊腳樓。那走廊更在教室之外，所以便伸到江麵上空去了。夏夜燥熱。而這裏卻分外涼爽。我們便拿了一床燈草席子，鋪到走廊的木板上當床。但我們並不睡覺，卻是相偎相倚在木欄杆上看月亮。晚風一吹，景致和心情都極好，真的是天上一個月亮，水中一個月亮，我們心裏也好像有一個圓圓的月亮。一會兒，那白絮般的一片浮雲飄過來，把月亮遮得朦朦朧朧的；一會兒，那浮雲又飄散了，月亮反而格外光明，於是元南便按捺不住心頭的喜悅，輕聲低唱起來：
浮雲散，明月照人來……
團圍美滿今朝最，
清淺池塘鴛鴦戲水，
紅裳翠蓋並蒂蓮開。……
這是解放前曾經流行一時的一支歌，歌名是《花好月圓》，大約她此刻心裏想的，正是花好月圓吧。但這歌在解放後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沒有人敢公開地大聲唱了，隻有在這靜靜的深夜裏，她才敢伴著愛人小聲地低唱。自然，我們心裏都是甜甜的，我們約定，以後每當月圓，我們就互相懷想，重溫舊夢。
後來才知道，我們此後真是隻能舊夢重溫了。這個美好的夜晚是我們婚後最後的一個幸福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上輪船之後，伴著兒子路沙的一聲哭叫，淒風苦雨就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了。
我們婚後的幸福生活還不到一年啊！
也許，我不該在結婚時寫這樣一副對聯：
期望三年，熱戀三年，等待三年，過去那三年，經過多少泥濘雨雪：
天真一對，純潔一對，熱情一對，以後這一對，還有許多離合悲歡對聯寫的那些話，後來都應驗了。
我回到學校之後，還參加了學校的紅專大辯論。我反對隻專不紅、走白專道路；也反對隻紅不專，不學業務知識，我組織了一個“又紅又專辯論團”，並且當了辯論團團長。這時學校反右派鬥爭已近尾聲，紅專辯論就是反右鬥爭後的思想建設階段。到了1958年秋天，正當我們這個辯論團即將大獲全勝的時候，忽然有一天，中文係黨支部書記把我叫了去。這個書記是我同班的好友，名叫宋維潤，也是調幹學生。他是北方人，曾在一個縣裏當過區委書記，我把他當老大哥，戲呼他為宋大哥。當時他正培養我入黨，連入黨申請書的表也讓我填了。他把我叫去，十分驚異地告訴我，說桃源師範給學校黨委來了一封信，寄來了揭發我在桃源的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材料，要把我劃成右派分子。他先給我透了風，讓我有一個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