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把我震得張口結舌，百思不得其解了。我的確萬萬沒有想到，我會被人劃做右派分子的。我想我並非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雖然生長在舊社會，但對那個黑暗的舊中國是不滿的。在省立四師讀書時，我和未央等人就組織了一個“乎乎乎文藝社”，乎是文言虛字，表示疑問。三個乎表示疑問很多，問題很多。我們寫的文章都是對那個社會的揭露和諷刺。所以我們還沒畢業就結伴自願從軍，加入了解放軍，參加了革命戰爭，出生入死在所不辭。我們對黨對社會主義是真心熱愛的，怎麼會去反黨反社會主義呢？再說，從1956年到1957年，我是休學在家養病，沒有參加過一次鳴放會，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也沒有發表一篇爭鳴的文章，桃源師範揭露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又從何說起呢？莫須有吧！
我當然不服，我向組織申訴我的不服。
“你有沒有和桃源師生往來？有沒有鼓勵學生辦牆報之類的事？”宋維潤反問我說。
哦！我記起來了。我和桃源師範的學生確實有過交往。我原先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1953年我從朝鮮歸來，到母校去看望我二叔，在那裏遇見了我初中的語文老師楊昌熾，他是西南聯大的學生，認識聞一多先生，也愛寫作，是他在初中就鼓勵我走文學道路的，因此我對他很景仰。在桃源師範重逢，自然都十分欣喜，他介紹我認識了語文教研組的賴漢屏老師、楊林民老師、張新民老師等。還介紹我認識了賴雙屏老師的學生程度珍，而且我們很快便相愛了。那年學校舉辦校慶，他又把我向全校師生作了介紹，並要我在晚會上朗誦自己的詩，說這個學校出了丁玲、未央和飲可等作家詩人，是學校的光榮。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1956年我回桃源結了婚，住在城關，這幾位老師就常到家裏來閑談，也有一些愛好文學的學生來拜訪，有的還拿著習作來要我修改。後來他們要辦一個牆報，要我給取一個刊名。我想到魯迅的一篇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正是寫少年求學的趣事，便對他們說：
“就叫《百草園》吧！”
他們拍手叫好，並要我寫個發刊詞，我也便寫了。大意說，他們現在還隻能葬是一些小草，但小草長大了是會開放出鮮豔的花朵的，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就闖下了大禍，後來竟把《百草園》定為“反黨小集團”。說黨的文藝政策是百花齊放，而我們卻用百草來和百花對抗，百草就是毒草，百草園就是毒草蔓生的園地，所以《百草園》的成員全是反黨的，而我和賴雙屏等人便成了《百草園》的“黑後台”，於是我們便當然要劃為右派了。當時中學生中不開展反右運動，不好給那些學生戴帽，而在他們畢業分配之後，又在各自的單位把右派的帽子給戴上了。這是一種什麼手段，我至今還覺得悲哀。
這在當時，我是糊裏糊塗的，一點也沒有料到。那時我確信，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我也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分明的。因此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我當時對大學的領導說：桃師的師生還在，時間過得不久，我認為一切可以對證，我能把一切說清楚，講明白，因此我要求回桃源去與他們對證。學校領導也認為我在校表現很好，要定我為右派缺乏依據，現在的揭發材料都是桃源的事，確不確實也應該弄個水落石出，所以也便同意我的要求，和桃源取得聯係之後，由學校黨委寫了個委托桃源縣委處理的公函，要桃源派人接我回去，我也便等著桃源來人接我。
後來才知道，我那時太天真太幼稚了。我上火車，就發現來接我的人，簡直就是把我當作犯人解押的，在車上上廁所都被監視。
一到桃源，他們便把我禁閉在一間空房子裏了。他們宣布：不許外出．不許和外人接觸談話，連家屬也不能來往，甚至也不通知她們，不讓家人知曉。開頭一些日子，隻要我寫反省材料，也不與我談話，也不開會，我覺得似乎一下落在一個荒無人煙的曠野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