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麼反省的？我寫不出材料來，便寫詩，寫一些懷念我的愛人的小詩。這些小詩因為都有真情實感，都很珍貴。後來似乎開過一兩次批判會，他們安排了一些積極分子，一上來就要我低頭認罪，我一開口他們就喊口號，根本不容我申辯。我不承認他們加給我的罪名，他們就動拳腳，說我頑抗，不老實。記得有一個姓陳的什麼老師，惡狠狠地衝上前來，伸手就打了我一個耳光，把我的眼鏡也打落在地下。我怒不可遏，幹脆咬緊牙關，一言不發了。他們沒辦法叫我認罪，隻得再把我關進小房，不再開會了。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早已把我定為右派分子，材料其實也早就寫好，隻等我承認了，還有什麼和我對證要我分辯的餘地呢？
我真的是天真得可笑啊！
我在那個小房裏，被他們關了幾個月，直到這年12月，他們才向我宣布：學校決定開除我的學籍，劃為右派，由桃源縣委送勞動教養。接著就把我們一群右派分子送到二裏崗紅磚廠去勞動。大約一個多月後，又押到桃源，有一輛專車，把我們一群送往常德去了。
直到二十多年之後，我才聽一些人說起，那時劃右派分子，和後來評先進一樣，各單位都是有指標有百分比的。真是荒謬！而所以劉到我頭上來，主要是我得罪了當時桃師的校長。他覺得當時桃師學生對我的崇敬超過了他，是我“占領了桃師的思想陣地”，使他的威信下降了。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反省室記趣1958年秋，我從長春被押解回桃源，關在桃源師範學校的一間空房子裏。這房子便是我的反省室。
當時我是東北人民大學的調幹學生。我是想回桃源來把我的所謂右派盲行澄清的。誰知一來就被禁閉，失去了自由。會上也不容分辯，隻有認罪的份兒，我這頂右派帽子就這麼鐵定了。
我要求回桃源時，私下裏還有另一個希望：就是我又可以因此看看我的年邁的母親，新婚的妻子和初生的兒子。我十分想念他們。
我離開他們一年了。分別的時候，兒子路沙還隻出生三十月，還不會叫爸爸，隻在輪船響起汽笛、將要開走的時候，他發出了一聲哭叫。但那聲哭叫，是因為他知道爸爸要遠離他而去，還是被汽笛驚嚇得“哇”地一聲呢？現在他應會叫爸爸媽媽了，我多麼希望能抱著他，讓他叫我一聲“爸爸”啊！
還有我的母親，一個孤寡的老人。她體弱多病，常年咳嗽氣喘。我這個被她視為命根的獨生兒子，卻有許多使她傷心的事的。這些年來，我沒有盡到一個兒子的責任，或者就是不孝吧。
記得我父親去世時，隻有三十九歲。母親那時大約也就是三十七八歲吧。父親沒了，留給她的僅有幾畝祖遺的薄田和兩個兒子——我和弟弟。可是第二年，九歲的弟弟又夭折了，隻剩下我和她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到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又瞞著她偷偷參加了解放軍，隨部隊走了。她得知消息後從家裏趕到臨澧，部隊已開往常德，她又從臨澧趕到常德，部隊又到了桃源，她又趕到桃源。部隊卻因參加衡寶戰役，奔赴雪峰山前線了。她想見兒子一麵也沒有見到；回到破漏的老屋裏，把一隻老母雞一直養到我從朝鮮回國省親的時候。我結婚之後，把她從臨澧鼇山接到桃源，和我們一起居住。嶽母也隻有一個獨生女兒，我便建議兩家合成一家。僅僅過了一年，我又回長春複學。現在我被禁閉在這裏，連見麵也不許。我成了罪人，我真的把她的心傷透了。現在我多麼想見到她，跪在她的麵前向她哭訴、向她悔罪啊！然而這也是不允許的。
而我的愛人，我的新婚的妻子元南呢？她又會如何的傷心落淚呢？她是一個獨生女兒，父親是國民黨一個上校。她的幼年，曾跟著父親在重慶、南京就讀小學、初中。到了1948年，她父親覺得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可救藥了，自願請長假回鄉，靠兩架木機子與嶽母紡織度日。1949年桃源解放，因他是國民黨軍官，被送到西洞庭農場勞動改造，不久得了肺結核病，終於病死在那個勞改農場。嶽母膽小，連屍骨也不敢去收，遺體不知被人埋在什麼地方了。元南幼稚，堅決要與父親劃清政治界限，表示自己真誠擁護革命，連父親的遺物也不肯去認領。母女倆也是相依為命，在桃源師範認識了我，認為我才華出眾，思想進步，經過三年熱戀，便嫁了我，以為生活從此幸福，誰知婚後隻過了一年，我又劃成了右派，她又必須和我劃清界限了，多麼可悲可歎的命運啊！當她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時，該又是如何的震驚，如何的痛苦呢？不，我不能讓她痛苦，我不能接受對我的指控，我要向她去解釋，我是冤屈的，我深信她是了解我的，她知道我決不會去做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事。我是多麼愛我們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啊！為了共和國的成立，又為了保衛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我都流過汗流過血的，多少也是有些汗馬功勞的。我們三叔伯兄弟一同參軍，一個弟弟就犧牲在朝鮮前線，屍骨拋在清川江畔，我怎麼會反社會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