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川地處壺口之濱，雖然偏居一隅但在20世紀卻有兩次較大的外來文化衝擊，受益匪淺。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太原失守後閻錫山的西渡黃河，他不僅帶來了部隊槍炮還遷來了學校、工廠和他的八大處；第二次就是北京知青插隊落戶。閻錫山回遷時有許多人因在當地成家立業就留下了，直到我們讀書時縣中仍有不少老師是山西人。我的一位朋友的父親就是那個時期遺留下來的老教師，“文革”時舉家下放到我們村，大白天老兩口一人一個煤油燈，老頭在後炕上讀唐詩宋詞，老伴在前炕上畫芍藥牡丹。村上人說這一家人日怪，吃了早上飯下午沒柴沒麵不急，沒有書看卻急。
插隊知青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是最直接的，當時我們全縣隻有8萬人，插隊知青就有3200人，也就是說每25個人中就有一個操著普通話的北京知青。他們帶來了毛主席像章、紅寶書，帶來了火車頭帽子、黃挎包和塑料底鞋，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強烈的都市文化氣息。
知青對我的影響，受益終生。在農村時和知青一起勞動，大招工時沾知青的光，跳出了農門，參加工作後也是受知青的啟發，一塊堅持學習，取得大學文憑。更是在知青大姐朱淩的指導下喜歡上了寫作，並因此改變了我的命運。
剛參加工作時我是一名卡車司機。在此之前我一連參加過四五次招工，一關一關都過了，但最終都因父親的問題沒結論，政治審查卡了殼。那時候隻要能有一份工作就謝天謝地了，根本就沒有任何選擇的念頭和餘地，直到真正走上了工作崗位才知道自己根本不喜歡這個工作。那時候縣上的最高領導人坐的是帆布篷的北京吉普，省上剛給調撥了三輛二手卡車成立了一個汽車隊，我們就是剛招的第一批學徒工。
20世紀70年代有個順口溜，“手中握個方向盤，給個縣長也不換”，惡劣的交通條件使司機這個職業非常吃香，但也正是這樣的環境給司機慣出了許多毛病，行為傲慢說話粗野不修邊幅，甚至生活不檢點。人們在用得著他們的時候極力恭維他們，背轉身卻在罵他們。那時候我就想，在我沒有能力改變自己職業的時候，我一定要人們在我的身上改變對司機的看法；在有能力的時候，一定要離開這個行業。在那段職業生涯中，我的車在我們車隊是最幹淨的，衣著也是最整潔的，對煙酒更是一星不沾。別人的駕駛室裏總是很“紳士”地女士優先，而我總是老人優先，行車中一旦遇到艱難跋涉的老人，隻要條件允許，我總是主動邀請他們上車。記得有一次我讓一位老奶奶上車時，她說娃娃我沒錢，我說不要你的錢。她又問，你認得我？我說不認得。
她就疑惑地說，你忙吧，我慢慢走。我隻好笑著把她扶上車，說你隻給我說在哪裏下車就行了。
可憐而又善良的老人呀，她哪裏能想到，我這是一看見這樣的老人就會想到我那在困苦中早逝的祖父祖母，我相信，每當我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們都能看見。
朱淩大姐是我們雲岩公社的插隊知青，在知青學習班的時候就認識了，後來又和我愛人同在公社的宣傳隊待過。她剛參加工作時在縣文工團當編劇，創作的劇本在延安地區的彙演中多次獲獎，又被調到縣文化館專業搞創作，兼做群眾業餘文學創作者的輔導。那是“文革”過後文壇剛剛複蘇的年月，縣文化館的陣地隻是一月一期的牆報，朱淩大姐就是當然的主編，她鼓勵我說：
“試著寫寫吧，我看你能行。”
一個初中都沒有讀完的人肚子裏能有多少墨水呀，可我真的想試試，幾經努力終於紅著臉將一首題為《一個兒子的自白》的詩稿交給了朱淩大姐，她一看立即大加讚賞，說：“不錯不錯，我說你能行你看你真的能行吧。”詩登出來時做了很大的改動，語言富有張力，不僅將我原來想表達而沒有表達出來的情感表達得更加感人，而且給讀者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間。雖然我知道朱淩大姐是為了鼓勵我，給我在這條道路上前行的勇氣，可我卻好長時間都不敢再找她談文學的話題。
後來地區要辦故事會，要求各縣組團自編自講，朱淩大姐就主動來找我，說這回該發揮你的優勢了，你開車經的事兒多，一定能行，故事的語言不比詩，要求通俗生動有個性就行，當然能幽默風趣一點更好。這回我就取材自己熟悉的生活，編了個《孫誌忠認親》，結果還拿回了地區的獎。她在第一時間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我，並分析說，你這回是找到語言的感覺了，我看你的語言特點更適合寫小說，朝這個方向試試吧。
記得在一個下雨不能出車的日子裏，朱淩大姐撐著雨傘踏著泥濘來找我，拿著我的幾篇稿子不厭其煩地一遍一遍啟發我去思考、去體會、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