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來了
蘭雲發
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一個火紅而又苦澀的時代，中國人民勒緊腰帶、餓著肚子，高唱革命歌曲、日夜奮戰在各條戰線。隻有一個信念：緊密團結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周圍，多、快、好、省的建設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滿懷一夜奔到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誌。
1969年初（陽曆），我也就四五歲，北京知青來到了我們村。也許我也擁擠在歡迎的隊伍中，但對於一個年幼無知的娃娃，當時的熱鬧場麵沒有留下清晰的記憶。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家長的不斷提及，使我對於北京知青不但一點不陌生，而且愈發感到親切，即便過去了幾十年，對他們的印象仍然揮之不去。杜昕、林夕、李淑勤、李向罡、趙曉靜、李子猷的名字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裏，並且激勵著我成長。
沒文化如何發展記得在村子中央社發家新挖的窯洞裏，土還沒咋出完，全體村民圍坐在沒有席子、凳子，更沒有沙發之類的土炕、石頭上，跟著北京知青掃盲識字，學唱革命歌曲。油燈下、小黑板，一字一畫、一板一眼，教的仔細，聽的認真。嘹亮的革命歌曲劃破了山村夜晚的寂靜。我們這些小孩也常常有一句沒一句地跟著念叨，有時也夾在中間搗亂、添亂。
大人們整天忙於“抓革命促生產”，孩子們有的跟著放羊，很不安全。於是，知青們提出並幫助村子裏辦起了幼兒園，說不定它就是當時中國農村的作者係陝西省宜川縣雲岩鎮南窯村人，高級農藝師，現供職於延安市果業管理局。當年，北京知青的勞動、生活以及思想品格給剛剛記事的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他的人生成長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以樸素的語言，再現了一位孩童心目中的北京知青們。
第一個幼兒園！不到上學年齡的孩子由一名知青管理，教他們識字。就這樣，我們早早地學會了標準的普通話。由於我們受到得天獨厚的“早期教育”，上小學一二年級時，就能給高年級甚至高中的學生當普通話“老師”，普通話也讓我享用一生，對於後來的公務交流和其他工作起了很大的幫助，走到全國各地都幾乎沒有語言障礙。
知識青年的到來，掃盲活動的開展，影響著我的父母，也影響著我們這一代人。父親對我們姊妹幾個從小就要求非常嚴格：“你看人家北京知青，能說會寫，啥事都能幹好，你們幾個可要好好學，千萬不能給我丟臉。”
我母親今年73歲了，湊合能識幾個字的她提起那段生活，也常有些悔意。特別是進城十多年來，她對不識字的認識在不斷加深。
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我的兒子開始上學，老人家嫌我們對兒女要求太嚴，加上心疼孫子，時常會抱怨：“能念下念，念不下算了，何必讓娃整天為寫作業哭個沒完。”到了2004年以後母親跟我進城，她經常和幾個老婆子一起去延安城裏逛商店，不識字的她更茫然了，甚至怕出門、怕上街。後來每次見到我妹妹、弟弟的孩子都會不停地說：“那時北京知青教識字我因為孩子小、家務多沒好好學，現在哪裏都去不了，啥都看不懂，簡直成了一個廢人”，“你們可要好好學習，千萬不敢跟我一樣，不然將來到社會上吃不開”。
革命戎裝令人羨慕
小時候，軍綠裝、軍綠帽、軍綠包、毛主席像章那是大家的最愛。看到綠軍裝別提多羨慕了，“不愛紅裝愛武裝”嘛。我們胸前戴的毛主席像章、手裏拿的毛主席語錄多半是北京知青給的。
生產隊裏高音喇叭中“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響徹山野和村莊；公社裏經常召開各種動員大會或批判會，村民們通過有線廣播收聽領導講話、接受各種政治教育；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手裏緊握毛主席語錄、嘴裏高喊將“革命”進行到底……
我的父親曾經當過民兵連長，背著一支衝鋒槍。我們常常因為偷摸、偷看槍支而遭到訓斥。個個民兵的門後或隱蔽的地方也都掛著槍，也常聽說我的那些嫂嫂、姐姐們為靶場吃了“燒餅”（就是打靶零環）而哭泣不止。火爆而好勝的父親每次回家都會念叨：哪個知青認真、靶打得好；誰的全部脫靶了，吃了燒餅等等。
民兵訓練也緊緊扣著我們幼小的心，我們會用大人們撿回來的子彈殼做成手槍，裝入鞭炮裏倒出來的火藥，學著他們的樣子“遊戲”。我父親還給我做過木質步槍、手槍，後來自己還做過紙蛋槍、炮殼槍，大概有七八支吧。
出門上學總會帶一兩把在書包裏，一有空就會投入“戰鬥”。
記得常有拉練部隊在雲岩駐紮，學校會組織全校師生在馬路上不斷地揮舞毛主席語錄、高喊革命口號，列隊歡迎解放軍。晚上還常常結伴去軍營（有些露營在農民家）看解放軍燒火做飯等，似乎還蹭過人家的大米鍋巴。有一次為了迎接解放軍而回家取毛主席語錄，還有幾百米就看見解放軍的隊伍來了，那種著急是無法形容的，以至於來不及脫鞋就從河裏跑了過去。那時我才朦朧地知道，什麼叫做“軍民魚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