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寫插隊的事情，還是先說說我們這個集體，說一下我們是怎樣走到了一起。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967年底停止了大串聯。同學們都回到了學校，但是也沒怎麼上文化課。我們在學校時都是“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經常在一起排練節目，去學校、工廠、街道宣傳演出。
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後，我們緊跟形勢，排練了許多新的節目，宣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時去插隊、去兵團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我們敲鑼打鼓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比我們大一些的六六、六七屆學哥、學姐們去東北兵團和山西插隊。一天，負責管理宣傳隊的工宣隊員庚師傅對我們說：你們在宣傳毛主席指示，動員同學們上山下鄉！你們能不能起在學校排練節目個帶頭作用？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帶頭報名上山下鄉？我們當時二話沒說，大家就都去報了名，由於當時主要進行的是六七屆的分配，學校說其中屬於動員範圍的都可以去，小一些的就不用去了。我們當時就是滿腔熱血，滿腦子想的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既然說了要我們去接受再教育，我們就要積極地響應！況且當時報名插隊的地方是延安地區。那可是老革命根據地，是當年毛主席鬧革命的地方！延安！那是多少人積極向往的革命聖地！一定要去！於是我們許多人寫了血書！堅決要求去上山下鄉！學校很快批準了，並許諾把我們放到一個生產隊，以利於我們搞宣傳活動。這樣我們11個人：孫繼友、徐少峰、遲雙成、代仁旺、侯京通、趙金明、王學、劉小平、徐蓉蓉、孫怡茹、張蕙蘭（6男5女），結成了一個新的集體。因為我們是由校宣傳隊的隊員組成，所以在這個集體中包含了五屆的學生，從1948年到1953年出生的都有，1953年出生的（那時僅有15歲）就有4個。最大的也才20歲。當時我的父親還在牛棚中，報名時都沒有和父母商量。學校批準後，我才告訴媽媽，媽媽匆忙為我準備行裝。我們告別了同學，告別了親人，告別了北京。滿懷憧憬，滿懷激情，奔向革命聖地——延安！
到達
1969年1月9日，我們第一批赴陝離京知青，從北京站出發。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第二天到達富平縣。站台的風雨棚上掛滿了橫幅標語，歡迎的人群，敲鑼打鼓，扭著秧歌喊著口號，陝西省相關部門的領導，也來到車站1969年離京前與工宣隊員庚師傅合影。前排左起：張劍雲、張蕙蘭、孫怡茹、庚師傅、劉華；後排左起：郭蘭芳、王和平、高春敏、高蘭芳、李博紅。
迎接我們首批到達的北京知青。經過了熱烈的歡迎場麵，來到了停車場，那裏停滿了準備運送我們的部隊卡車，我們按縣、公社集中，分別上車。汽車離開了喧鬧的城市朝著東北方向浩浩蕩蕩地出發了。當時還是數九寒冬，氣溫很低，加之當時條件有限，卡車上隻加了個帆布篷子，卡車呼呼地跑著。
在卡車上越坐越冷，我們隻能將能穿的保暖衣服、皮帽子、手套、口罩都穿戴上了，誰也說不清要坐多長時間到達目的地。開始大家還有說有笑的，隨著車子前後左右地搖晃，周圍的景色也越發荒涼，車隊在盤山公路上轉了一圈又一圈，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說笑聲也漸漸地少了，有些同學也開始暈車，吐得一塌糊塗。記憶中我們經過富平、黃龍等縣，第二天晚上到達宜川縣城。直至第三天我們終於到了宜川縣雲岩公社！到公社時已經夕陽西斜，落日的餘暉暖暖地灑在公社背後的山坡上。公社的大院裏，大家卻沒有感受到那靜靜的晚霞，而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喊的、叫的，哭的、笑的……大家在分手，在道別。我們連著趕了幾天路，一路被火車、汽車搖得頭暈眼花，五髒挪了位。人站在地上，卻感覺依然在晃動中。我們11人被宣布分到了二裏半生產隊。因為二裏半生產隊離公社太遠，天黑前趕不到隊裏了，所以公社要求我們明天天亮了再走。但那時我們豪情滿懷、鬥誌昂揚，加上對即將開始新生活的地方的渴望。心想“都到公社了還能離生產隊有多遠？”
對“裏”的概念一點也沒有，隻想趕緊回“家”。大家找到公社安置我們的負責人要求當天回村！經過和隊裏來接我們的社員商量後，我們將行李裝上架子車，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一路歡歌地向我們的新家——二裏半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