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誕生在春秋戰國時代。這是一個禮製崩坍、王權衰敗、諸侯紛爭、人心渙散的時代。孟子對現實生活給予了積極的關注與思考，聲稱“天下無道，以身殉道”①① 見《孟子·盡心上》。；“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①① 見《孟子·公孫醜下》。，體現出鮮明的憂患意識、入世風骨以及救世精神。
如果說，墨家所代表的主要是隸屬於社會下層的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那麼“孟氏之儒”（韓非子語）所代表的主要是位居社會中層的“士”階層的利益。這一階層與普通勞動者截然有別，又與社會上層的權貴們殊不同道，在當時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士”階層主要是知識者階層，他們沒有固定的財產與收入，沒有固定的社會職業。於是，“士”經常搖晃於社會上、下層之間，或入仕為宦，或勞力為民，或自居清貧。在春秋戰國紛亂、惡鬥的氛圍中，“士”階層社會角色的不確定性異常突出。為了生存，他們關注既得利益；出於理智，他們講求情操德性。因此，“士”階層對經濟倫理格外看重，他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孟子》一書非常突出地體現了這種認識成果，並且予以了理論上的修飾、提煉與闡釋。如前所述，《孟子》係孟子與弟子們的合著。因此，它沒有《墨子》“墨離為三”式的紛擾，自始至終都響徹著孟子的聲音。
《孟子》是中華文化史上的經典之作。它形成於中華文化的初創期，積聚了豐厚、深刻、亮麗的思想基因，從一個特定角度展示了中華文化的源點形態。就泛文化效應而言，《孟子》的闡釋價值早已躍出了它所標舉、遵從的學派，它對曆史發展、國民性鑄造……都賦予了直接而寬泛的影響。在絕對的意義上，《孟子》需要不斷地解讀，以期更全麵、更精確地把握中華文化創生、流變、展拓的內在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