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很少再到琉璃廠去。我感到今天的琉璃廠同我所向往過的書肆，有很大的不同，書鋪越來越少了，這裏已經變成一座專賣古玩和字畫的小巷。舊書大概都被全國各大機關搶購一空了吧。五十年代初，一些蘇聯專家常來這裏搜求古玩，中國顧客是不能靠前的。到了十幾年前，這些古玩鋪、碑帖店索性都掛上隻接待外賓的告示，自己的同胞連看一看自己民族的古董也不可能了。我也就更加不願意到琉璃廠來。
還是從舊籍裏去尋找一點溫暖吧。
魯迅和他《新青年》的朋友們，多年來搜求一部古典小說《何典》，始終找不到。1926年劉半農在廠甸的地攤上偶然發現了，魯迅分享朋友們的歡樂，並高興地為它寫了序言。
一本《碧血錄》，是關於明朝東林黨人同閹黨鬥爭而被殘害的紀事，吳晗一直把它作為珍藏書。這還是他1933年在清華大學作學生時買來的。他在書末寫道：“在廠甸巡禮，凡帙巨著，雖翻閱不忍釋，顧終不敢一置問，偶於海王村側一小攤得此書，價才三角，大喜，持歸。”
朱自清先生也是琉璃廠的常客，他詩詠廠甸：
故都存夏正，廠市有常期。寶藏火神廟，書城土地祠。縱觀聊駐足，展玩已移時。回首明燈上，紛紛車馬馳。
這一切，終於都是消逝了的舊夢。琉璃廠究竟要以什麼來吸引他的同胞？難道是幾百元一本的普通的碑帖嗎，上千元一幅的時人繪畫嗎？
三
目前的琉璃廠，隻有一家賣舊書的中國書店。但是，也很少能見到幾本可心的舊書了。近幾十年來北京古舊書店行業的興衰史，似乎還少有人研究。幾百年來琉璃廠的舊書市場是不是就這樣漸漸衰落下去了呢？人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聽說，巴黎和東京都有舊書市場和專賣舊書的書鋪大街，未來的文學家、科學家很可能最初是從這舊書攤前起步的。我們正在提倡保護民族文化和發揚精神文明，琉璃廠這地方不是應該吸引著未來的學人從這兒走向他們的理想世界嗎！
十幾年前，我在東琉璃廠的鬆筠閣配過解放前出版的幾本文藝雜誌，見過書店主人劉殿文先生。他滿頭白發，沉默寡言，但是一談起舊雜誌來卻如數家珍。他能一口氣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創刊於何年，終刊於何月，編者何人，中間是否換過編輯人，等等。如果你想細談的話，他還可以告訴你，某一期刊剛一印好，未及發行便被查禁了；有的刊物某一期還再版過。他的記憶之精確，令人驚異，琉璃廠舊書肆中就有這樣的有心人。
有一天，我碰見劉殿文先生的後人，現在是子繼父業的劉廣振同誌，承他告訴我他父親經營舊雜誌的一段掌故：“我父親劉殿文是1965年退休，1974年78歲時死的。我祖父劉際唐是1942年死的。鬆筠閣創設於清光緒二十幾年，當然經營的是線裝書。我父親也是學徒出身，是個夾包袱的。您還不知道什麼叫夾包袱吧，那時講究給學者送書上門，把新收來的書拿出頭本來當樣子，送到人家的府上。五四運動以後新期刊風起雲湧，我父親的思想也緊跟潮流，注意到同行裏還沒有人留心此道，很多人也看不起這門新生意。當時的舊雜誌很便宜，又因常常遭到查禁，尋找不便，我父親便走街串巷，四處搜購，每天天不亮就奔崇文門外的曉市了，從爛紙堆裏挑揀期刊。慢慢別的同行知道他專收期刊，有了貨便往他那兒送。他零收雜誌卻不零賣，專門為了配套，《新青年》、《向導》、《東方雜誌》、《少年中國》，以及《語絲》、《沉鍾》等等，他都有全套的。”我父親是個做買賣的，但是他也是個中國人，有民族感情。日本占領北平期間，很多雜誌都有抗日內容，全不能公開出售了，連存放這些雜誌也非法。藏在哪兒才好呢？我父親想了個辦法，就大膽地把《東方雜誌》等刊物放在書架的最裏層，外麵又擺上一層線裝書遮擋著。終於逃過了日本人的眼睛。
“多年來，我父親把‘五四’以來的每種期刊都留了一本創刊號，作為研究雜誌的樣本。到1949年已經存了創刊號幾千種。幾大厚本他輯的《雜誌知見錄》稿本在十年動亂中也遭到劫掠，到現在關於文藝雜誌的那一本仍不見下落。
“說起我父親的經驗，那時也無非是為了生活，如果在舊書行業裏不走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也許就不能求生養家。在我們舊書業有句行話叫‘單吃’，我父親就單吃一行，注重經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