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殿文先生當然有他的局限性，他終歸是一位商人，但是公平地說，他也為搜集和保存文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所經營的鬆筠閣還印過一些有用的書，如有名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等即是。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廠還能不能出現新的“雜誌大王”？還能出現那樣精於業務，對幾十年來各種期刊的來龍去脈倒背如流的人才嗎？我想，在新社會更應該出現這樣的人才，我默默地期待著。
琉璃廠的曆史滄桑，特別是外國人在琉璃廠的劫掠，以及唯利是圖的書商、古玩商們怎樣幫助外國人盜賣我們的珍品。那時候，我們的政府軟弱腐敗，日本人從清末便開始在琉璃廠來搜刮我們的珍本秘籍了。到了抗日戰爭以前，他們更瘋狂地廣搜我們的地方誌，為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服務。他們買書時不論本，而是論摞，一摞書隻花一元錢就夠了。甚至用文明杖一揮，他們就把整個書店的舊書全部席卷而去，這就是我們的很多古籍版本在國內已經失傳，而在海外卻有留存的原因之一。
我揀拾一些過往的舊夢，也無非為了向往著未來的新文化街能保持琉璃廠真正的傳統。我想，隻有當琉璃廠的傳統文化和經營特點真正能為自己的同胞服務的時候，也才能真正保持它那永遠不會泯滅的價值吧。
琉璃廠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驕傲，當然也應該向外國顧客和旅遊者開放，賺一些外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不相信一個不能很好地為本國人民服務和受到人民熱愛的琉璃廠，竟能受到外國人的喜愛。讓琉璃廠發揚它的特長吧，讓向往著琉璃廠的同胞們能在這裏隨意推門而入，就像當年魯迅先生那樣欣然而來，流連忘返。琉璃廠終歸是我們自己的！
北平舊書肆
商鴻逵
老北平的舊書肆區，就我所知，有一廠二寺，廠即琉璃廠，它是具有幾百年曆史的，迄今未衰，“廠肆”二字在中國藏書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個名詞吧。二寺即慈仁寺與隆福寺，慈仁寺（今名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在清初頗興旺，順康人間筆記中常見述及，如今卻是連一些書影兒也沒有的了，隆福寺起初隻是些書攤，每逢會期，趕來攤賣，現在發展的也不下二十家肆了，其中還有幾家規模夠大的。記得去年南方某書店來北平采購舊書，先到隆福寺，進入一家，驟睹琳琅滿目，便揀選了些，又進一家，又買了些，頃刻用去數千元，後來又到琉璃廠，見藏書之多且十倍於隆福寺，未見大買，囊資已盡，遂讚歎叫絕而返。
過去書中談及廠肆等地方的很多，專記的有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繆荃孫後記，葉德輝買書行等，以繁不引，隻葉氏書林清話上有幾句話：“吾官京曹時，士大夫猶有乾嘉餘韻，每於退值或休務日，群集於廠肆，至日斜多挾數破帙驅車而歸。”這種餘韻，今日猶有，什麼考究版本的鑒賞家，愛往舊書堆裏鑽的大學教授，附庸風雅的買書者，僑居我邦，研究所謂“漢學”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廠肆的當期主顧。
書肆主人，已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蓋皆南人也。到現在卻多換了別地方人了。這裏麵怎樣一個衍遞，不甚了了，或謂，在先之南人，多為進京會試，名落孫山的舉子，赧顏歸裏，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會作，隻好賣書，念書人賣書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雖然作生意，究係“由儒而賈”，難免要帶點“酸狂氣”，對於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買書的達官貴人又好“奉承”這個調調，純生意人於是便大得手了，主顧一到，裝煙倒茶，躬出揖入，一味周旋，再加上他們的“負苦耐勞”精神，漸漸便奪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書肆主人背包袱時，每串大宅第，常當人麵從袋中取食黃粱窩，詢以故，則訴曰：“賣書能有多大賺頭？不得不吃這個？”如是，人憐其苦，便不與他爭執了。這套把戲，酸狂舉子，怎麼能扮得來！
說到作生意方法，舊書肆與新書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書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後台，舊書卻全靠采訪所得，大一些的書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縣去收買，性質頗近古董商，有時雖一無所得，有時可獲利無算，像那部哄傳一時的《金瓶梅詞話》，在山西來時才數十元，一轉手便賣了數百元，再轉到購主便千數百近年的刻板書價總都算漲，原刻或刻得精一點的都貴的了不得，宋元版不談，即小說戲曲之類，一部《貫華堂水滸》就要五六十元，《清暉閣牡丹亭還魂記》非百元莫辦。去冬我見著一部《十二律昆腔譜及京腔譜》想買，開口便索價四百，近年更有人搜羅淫詞小說袁兩本《舊刊肉蒲團》也值二十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