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對話形式著書立說，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先例。然而到這個世紀之末，有一種新的文化氣象，就是對話式著述不再僅是聖賢立言的專利，這種方式逐步民間化、平民化了；中國大陸進入90年代以後，僅文學一界，便不僅報刊上頻頻出現對話式文章，對話錄的出版，也引出了出版界的興趣；而麵對圖書市場的出版者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興趣，除了意在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留下痕跡外，當然也是對會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來充當對話錄的文化消費者，抱有並非虛妄的信心。漓江出版社前些年推出《王蒙王幹對話錄》，不長的時間便進行再版；現在他們又支持我們，繼“二王”對話錄後，再推出這“二武”對話錄，看樣子他們還可能陸續推出可構成係列的對話錄，我們除了感激他們的容納外，也非常佩服他們的膽識和魄力。
我出生於1942年，頤武出生於1962年，我們應該說已屬於兩代人了，我們之間在人生體驗、性格特征、心理結構、教育訓練、美學取向和參與當前文化實踐的方式上，都存在著很大差異；此前我們來往也不多；這或許恰是我們樂於坐下來作一次涉及麵廣泛並盡可能深入探究的對話的原動力。在這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特別是文化又尤其是文學，開始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分流趨向的轉型期中，各元之間，已站定一元或正在選擇甚至創建新元的文化人之間，當然不可避免會摩擦甚或碰撞，因此元間對話便成為非常必要的事了，這不僅可以促進各元的良性定位，更可能使各異趣乃至異質的元得以盡可能在切磋爭論中互補互濟，整合為一種有利於世道人心和社會進步的新的文化景觀。
這本書的外在形式是我們兩個人的對話，而其實質又是在參與當前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的熱點討論。因此，這“對話”的含義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向麵的。在對話中，我們發現各自從獨立的經驗與思考出發，都對從1995年在文學界凸現出來的一些浮躁與焦慮的論說，如判定當下“中國作家正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墮落”，以及嚐試發動“抵抗投降”的“聖戰”，也就是從立論開始進入實際操作，欲拿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又特別是某些作家開刀，以此一攬子解決當下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這樣一種苗頭與態勢，不能苟同並深感憂慮；因此我們針對這種我們稱之為文化冒險的現象，直言不諱，並且相當尖銳地發出了我們的反對聲音。我們的這種共識與共鳴並非事先所規定，而是在交談過程裏逐步形成的。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某些持文化冒險立場的人，他們推出來作為旗幟與楷模的作家本身，其實或僅僅是在其著述言論中表達一種屬於其個人的認知與皈依，並不一定是要推及他人和整個社會，或總體而言並非推崇他們的人所詮釋的那樣，給他們所貼的標簽或所引申出的東西，多屬於有意無意的誤讀，對此我們是心中有數的，我們力圖在評議中將二者區分開來；但有的作家的著作確也給持文化冒險立場的人提供了可使用資源，我們便不得不在對話中與這些作家的某些論點迎麵碰撞。當然，我們不僅並不以為我們的想法一定正確，我們還真摯地期待著所涉及者，以及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對我們的論說提出批評，以期能引出更深入的討論與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