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體在九十年代
張：媒體的問題是與我們前麵談的種種問題緊密相關的。它既是市民社會與國家交互作用的“場”，又是消費化、商品化的紐帶，又是全球化的發展的一個結果。媒體在我們的日常經驗之中也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每個人的家裏至少都有一台電視機。至於報紙，像街頭攤上的小報等也有了空前的繁榮。媒體的影響力的擴大也的確讓人震驚，這裏麵有一些基本的對媒體的看法，一種是“壓抑論”，認為媒體導致了人們對自己的真實的要求的誤認，因而是一種完全負麵的東西。這種看法好像是相當流行的。但在具體分析上也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海外的研究者強調政治性的東西多一點，往往還是將中國內地的媒體視為一種平麵的宣傳工具。而本土的學者則往往強調經濟因素，強調商業化所造成的負麵影響，或是導致了文化的低俗化等等。這裏麵其實有許多問題值得更切實、更仔細地加以討論，而不是倉促下結論。這樣才能得到較為明澈的認知。
我覺得對於“媒體”的理解中，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對“大眾”和“大眾文化”的看法。我們以往的文化思路中是沒有“大眾”的，隻有一個極為神聖、極為超驗的“人民”的概念，往往我們連起來說“人民大眾”，但卻隻是關注一個永恒的曆史主體——人民。這個“人民”是非常崇高和理想的，它也不是指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從根本上超出了具體的人。“人民”是十分抽象的概念。這讓我想到有關“文革”的一個笑話，一個人去買東西，售貨員對他態度不好。他很生氣，念出了語錄：“為人民服務。”可售貨員來得也很快，說：“我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你服務。”這裏因為人民是曆史主體的象征，一個個人不足以承載這麼大的概念，所以他也無話可說。這裏還有個事值得一說，就是《大眾電影》雜誌，50年代、60年代一直叫這個名字，可是70年代後期複刊時卻叫《人民電影》，到了1979年以後才改回到《大眾電影》。你可以發現這裏麵用詞看起來差不多，還是有很微妙的差異的。“人民”是比較抽象，比較高的，而“大眾”則是比較世俗的，比較低的。在中文中這兩個詞之間的意義的差別還是很耐琢磨的。我的想法是“新時期”雖然追求崇高，追求總體性地解決一切問題，但它是承認與“人民”有區別的“大眾”的存在的。實際上離開了世俗的“大眾”，“人民”又何在呢？從1979年以來，媒體崛起了，它與商業化是聯起來的。1979年中國電視裏播出了第一條廣告，還有1978年底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望鄉》、《追捕》等幾個日本電影。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我當時還是一個中學生，坐在鄰居家的一台九英寸的電視機前麵，看這些電影時的興奮的心情。巴金的《隨想錄》的第一篇都是為“大眾文化”的出現辯護的，題目就是《談〈望鄉〉》，回擊了一些保守的人的看法。當時對於“大眾”的多樣的需求通過媒體的發展來得到滿足這一點，好像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以至於把這幾部同時在影院裏剛剛放映的首輪電影拿到電視這種媒體來上映。這一方麵說明那時電視還不足以威脅電影院線的生存，它本身還不夠普及；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了大家對於媒體發展的巨大熱情。所以七八十年代好像人們對媒體的看法還不是相當消極的。你作為一個與整個“新時期”同步走過來的作家，不知對於媒體的這種發展有何看法？
劉：我覺得媒體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興起的。它在70年代末、80年代都有一個與改革開放相聯係的背景。
張：我還記得1979年3月，鄧小平訪美時，電視裏演了一些美國節目的實況轉播。當時看著的確非常新鮮。
劉：我覺得你舉出的許多現象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從70年代末就形成了，而且一直保持到了今天，這就是國家媒體內部也有了一些有差異的聲音。這在五六十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過去我們一看就看“兩報一刊”，這是領導、中央的聲音，聲音是完全一致、完全統一的。但現在這些年的情況是有變化的。《紅旗》雜誌已逐漸分流出去了，它已經變為了《求是》，雖還有一定的影響，但已難以從其中了解當下國家意識形態運作的內容了。甚至還出現了像《中流》、《真理的追求》、《當代思潮》之類的刊物。它持有一種和主流不同的聲音，有時甚至公開和主流思想爭論，也是和主流的社會文化思路爭論。我覺得這種情況民間往往是不太重視的，但它的意義也不應該忽視。它喻示了一個過去的傳統的社會模式中所沒有的一些東西。從這麼一種很特殊的國家內部的差異性的存在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當下的社會選擇的獨特性。這是相當有趣的。這種和當前的思想、社會發展方向不盡一致，在黨內，或在用黨的經費辦的報刊上發出有差異的聲音，讓人覺得是提供了新的東西。我覺得這種現象是我們思考媒體時，絕不能忽略的。
回到你剛才說的那個問題上，我們如果從你說的角度再往下分析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媒體的確是有了極大的變化，原來的媒體無論是一份晚報，或是一台晚會綜藝節目，一般要主要反映黨的方針政策，或是宣傳一種精神。現在的變化可以從下麵幾個方麵來看。
一個就是廣告現象，現在廣告幾乎彌漫於各種媒體之中。即使是很大的報紙也刊出幾乎整版的廣告。這些廣告宣傳的都是一種過去嚴格拒絕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甚至有不少都采用了在過去的意識形態之中是被否定和批判的東西，諸如什麼富豪、貴族、帝王等等。這些似乎都是對敵人的稱謂。可如今這些都變成了生活消費的一種時尚。甚至國家的報紙、電視台中也都有大量的廣告。這在國外也是不多見的，如我在瑞典時，發現他們的官方電視台裏根本就不播廣告。那裏有商業電視台，才以播廣告為主。我們這裏中央電視台卻是最大的廣告經營者。這說明廣告的確表現了中國媒體的轉型。我在上海的許多地方看了一種大的顯示屏，上海這種顯示屏比北京多得多。這種顯示屏上不斷地在播放許多的廣告，當然其間也有些是新聞或口號之類的穿插，但時間是比較少的。我看到人民廣場上的那塊顯示屏上有各式各樣的廣告，這個廣場的名字也很有趣，正好合乎你剛才的分析。而東方明珠電視塔邊的大屏幕，也是充滿了廣告的。這恐怕也是世界上自有社會主義國家以來，最為獨特，恐怕還沒有過的現象。這恐怕也是文化人的許多焦慮產生的原因，以至於我有時候也提問，能這麼做麼？這麼做合適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