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很明顯的事情是許多報紙走的都是市民化的路子。各省市除了那份主要報紙國家仍給予充足的補貼；或是由於它傳統上的發行量相當大，廣告收入很多，不需要做什麼變動，就能維持運轉；但其他報紙都不能不走市場的路子，不能不適應大眾文化的趣味。這種現象在廣東的報紙中尤其多。不少新創刊的報紙，隻是拿到一個號，有一個主管單位，其他的運作都是在市場中自己發展的。像《南方周末》、《羊城晚報》都還是大報格局，跟我聯係的還有《粵港信息日報》、《粵港企業家報》等等。各色報紙就在廣州這麼一個地方林林總總地存在、發展。深圳是個彈丸之地，但和我聯係的報紙就有《深圳特區報》、《深圳晚報》、《金融早報》、《開放日報》等等。這麼多報紙都是有合法的登記證號的。像惠州有一個報叫《現代生活報》，這個報就是一個外地女士，做生意發了財，就辦了一份報紙，給一些文化人、知名人士寄贈。這些報紙的民間色彩是相當濃的。現在有一個現象是很有趣的，本來新聞出版署宣布再也不批準增加新的報刊了，但我幾乎每個月都能收到一份新創刊的刊物或報紙的約稿信。這些報紙、刊物幾乎都登記成功了，這些報刊實際上並不真的屬於一個黨政機關，雖然它可能掛靠在某個機關，找到一個刊號之後，它就可以運作。實際上，可能它裏麵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都是些沒有正式編製的人。另一方麵，它如果在法律法規的限製之內活動，幾乎就沒有任何行政性的幹預，其可供運作的空間是極大的。不但可能是我們國家沒有過這樣大的自由度，恐怕也是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難以做到的。第三個方麵是它的贏利目的，商業色彩非常濃，正因為它不商業化就沒法存在，所以不能不製造許多頗有聳動性的話題，有時是沒事找事。由於他們這些報紙非常活躍，搶占了不少地盤，導致了不少國家報紙，那些不太重要的國家報紙，由於編輯人員相對年輕，管理也不那麼嚴格，這些報紙也往往趨於離心化。像《北京青年報》，它確實是北京團市委的機關報，但它卻采取了相當特殊的方式，采用了很明確的市場的導向。從版式的設計，到標題的安排都有它的獨到之處，有時候甚或超規範地“搶新聞”。這些報紙一定程度上也是那種社會填充物，是所謂“攤報攤刊”，它的編輯記者也往往采用合同製、臨時聘用等辦法雇用，所以其走向必然受這種狀況的製約。這就決定它一定要包裝好。它們還有一個方麵的特點，也就是這些刊物追求與國際接軌，還標榜它是國際發行。它很希望超出自己特定的意識形態的特點，做得很國際化。
（二）媒體、知識分子、大眾
劉：這些傳媒景觀確實很蕪亂，很複雜，很難界定，很難弄清，它會造成很多種麵向的效應。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充滿活力的，文化人對它還是不能采取一種消滅的、敵視的態度，而是必須直接麵對這種現狀，作出分析闡釋，不能把“大眾”視為仇敵。目前的“文化冒險主義”，恐怕就是對文化領域的一些這樣的現象，十分恐懼和激憤，導致了極端主義的訴求，要在文化領域中進行一種“清掃”運動。這樣的事情我們這幾十年來的教訓實在是已經很深了。諸如胡風集團，顯然是認為不夠清潔因而要清掃掉，到了反“右派”時一下子有幾十萬人被宣判為不清潔，也清掃掉了。但這以後又發覺像邵荃麟這樣的原來反右鬥爭中沒問題的人也仍然不清潔，居然主張“中間人物論”，也要掃掉。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清潔的人那就已經成千成萬了。像周揚這樣領導文藝界，做過許多批判的工作的人，在姚文元一類人看來也仍然不清潔，於是《反革命兩麵派周揚》這樣的文章就成了戰鬥的檄文。這樣高舉“清潔”的旗幟，最後當然是“成果累累”。清潔到最後，諸如什麼《創業史》、《紅旗譜》、《青春之歌》這樣很革命的作品也不清潔，像趙樹理這樣的以農民語言寫作、最為深入民間的作家也不清潔。所以高舉清潔的旗幟，橫掃千軍，可謂是痛快淋漓，不過這裏的界限和限度問題卻是無法確定的，隻有這麼無限地清潔下去了。其實連毛澤東這樣極具理想精神的人物都反複強調“水至清則無魚”，強調“人無完人”，更何況今天高舉“清潔”口號的了，最後隻能變成奧姆真理教式的向普通人宣戰，進行肉體消滅了。所以“清潔”的旗幟本身是有相當的消極性的。我們也一定要對此保持一些清醒的、仔細的分析。
張：你的分析相當清晰，講得很透了。實際上有些文化冒險主義者，也是生活在媒體之中，如在充滿著他認定有不潔的氣息的廣告的報紙上接受采訪。像張承誌有些提法的確是非常之可笑的。如他有一篇文章名為《撕名片的方法》就要撕掉所有的名片，拒絕與俗世俗人打交道，但卻又不斷在俗世的報紙、雜誌上發文章。當然有人就寫雜文挖苦了，問他為什麼既然已撕掉了所有名片，不和俗人交往了，卻又能準確無誤地將文章寄發到大雜誌的編輯那裏？這的確相當可笑。這些人的尷尬處境在於，他們既要反對、徹底否定媒體的作用和功能，但又不能不處於媒體之中，不能不依靠媒體來自我宣傳，這就使得他們進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當然這也有它可以理解的一麵，也就是體現、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難以進入市場化的社會進程，也對於這種進程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解釋，產生了很大的焦慮。他們對於傳媒的仇恨恐怕還是來源於解釋失靈的精神的震蕩的結果。這個困境如果沒有改變，這種文化冒險的思路恐怕很難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