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他們有一種說法，把目前的許多文化現象均稱之為“泡沫”，認定這些泡沫是極其有害的。他們要求寫出作品就要偉大，一辦刊物即求不朽。這種高見高則高矣，卻也是並無道理的。其實“泡沫”也要作具體分析，沒有“泡沫”，也不會有偉大的作品。“泡沫”的出現，是活水在流動的標誌，是生機和活力的標誌。我想“泡沫”的確是轉瞬即逝的東西，但它卻裝點了一個時代的文化，也還是有它自己的價值的。而且有些甚至當時被視為“泡沫”的，後世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像《紅樓夢》，也並非是絕對的清潔之作，裏麵也有諸如賈寶玉與秦鍾的關係之類的描寫，也在當時以詩詞為高雅文學的時代裏用的是一種相當通俗的形式，而它的意義卻是“五四”以後才為人們所深識的。由此看來，對於“泡沫”恐怕也不能籠而統之，遠遠一望就加以清掃，所以媒體的問題要複雜得多。
張：我還有一個想法，目前還出現了一批不可忽略的大型的文化、文學類的刊物，被記者們稱之為“白領麗刊”的，像《東方》、《大家》、《戰略與管理》、《上海文化》等等。還有我們幾個朋友辦起來的《今日先鋒》。這些刊物裏有一些是由政府資助的，但更多的卻是由民間的力量進行運作的。這些刊物都相當精美，其定位也是文化性、思想性的探討，或是純文學的刊物。這也是在市民社會中發展出來的，得到國家的認可的刊物。它們探討的問題都是大文化的，其關切也相當高層次，而且銷售也日漸看好。這種新的媒體也隻有在這個市場化的時代裏才可能出現。如果沒有今天這樣一個文化市場，我們就會隻有《求是》，不會有《東方》。而現在我們既有《求是》又有《東方》，情況就非常有趣。像《讀書》雜誌，它定位非常明確，這些年來也在非常平穩地增加銷售量。它可以說是很清楚地成為知識階層的刊物，提供新的知識視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知識階層的一些利益的和情感的訴求。這個刊物卻越辦越成功，幾乎成了當下文化中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所以隨著市場化的成長，一個相對收入較高，有很好的文化素養的白領階層也在形成之中。他們對於文化是有關切和了解的，他們的存在也是市場的發育日漸成熟的結果。市場化固然造成了比較俗的文化的擴張，但也為雅俗分流、雅文化本身的自我發展創造了條件。過去雅俗文化是一鍋煮，沒有比較清晰的差別和界定。讀書看戲大家都是欣賞同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究竟是雅是俗也不清楚，所以產生了雅文化極為發達的印象。其實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裏究竟什麼算是“雅”的，什麼算是“俗”的，是極難區分的。那時的文化與計劃體製的一體化的管理是同構的。但現在是雅俗的分流比較清楚，多樣化為人們創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間，人們可以在其中比較明確地進行選擇。同時這種市場化，也使得國家更明確地支持和扶助高雅藝術，國家開始將自己的有限的資源投入高雅藝術之中。過去的大眾化、通俗化的訴求反而由市場自身來實現了。過去多少年要求作家下去，要求喜聞樂見，但似乎總是成效不彰，以致有一種強烈的“大眾化”焦慮，如認定中宣部是“閻王殿”，其原因出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之類在占領舞台，工農兵不夠多。但現在許多年達不到的目標卻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悄然達到了。當然目前文化市場中問題仍然不少，但卻畢竟建立了較為有效的機製，都已達到了國家不必再強調大眾化的程度，足見市場本身的力量。原來在五六十年代或70年代前期，一直在被批判、被否定的“大、洋、古”，幾十年沒有被政治的聲浪弄垮，但在市場中卻反而風雨飄搖了。不過分流之後，這種雅文化的自身運作也進一步規範化了。國家對它的支持創造了一個穩定的、規範的自身運作的“高雅藝術”，像交響樂芭蕾舞等等都是這樣依賴國家的支持。現在這些都有相當大的資源的支持。所以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要清掃的、覺得社會不潔的人，一方麵硬是認為國家對高雅藝術沒有支持，另一方麵要消滅大眾文化，這就形成了他們相當模糊的立場。我想高雅藝術的確是亟待支持的，而且也獲得了支持和穩定的觀賞群。但現在我們似乎也應加強對於大眾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實事求是的解釋和分析，而不是采用一筆抹殺的方法。這似乎是我們與文化冒險主義的區別。其實進行文化冒險主義的寫作的人，發出自己聲音的途徑也依然是市場，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它也是市場裏的一部分，盡管它可能影響力較為有限，但它也是市場中的多極的一極。像最近炒得非常熱的“抵抗投降書係”，也是依靠二渠道運作的，依靠書攤來賣的。雖然它宣傳張承誌和張煒的思想，激烈地批判市場和世俗文化，但卻是依靠市場和世俗文化來運作。我想重要的還不僅僅是這種矛盾，還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需要在這種市場化的多元的選擇之中，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如對於張承誌、張煒的那些非常激烈的、相當情緒化的言論，確實不應沉默，不應隻讓這種反對世俗文化，壓抑差異和不同的意見的觀念發出聲音，而其他聲音則不能發出，這種現象是不能接受的。這些文化冒險主義者已發出了挑戰書。他們當然有權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但其他人也應該發出他們與之爭辯的聲音。任何人也沒有什麼對於真理的壟斷權，而是必須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構成“眾聲喧嘩”。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我們也有責任發出聲音，這也是我們應有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