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時期”之初的“啟蒙”
張：前麵我們已經把許多問題，特別是比較大的問題展開了。現在我們進入另一些與我們自身更近的話題之中，主要是想清理一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思潮的演變。因為文學與文化思潮的演變的關係一直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們必須稍稍清理一下80年代以來的思潮，也是清理我們走過來的路。在這裏，有許多問題值得清理，但我覺得其間最為關鍵的恐怕是一個“啟蒙”的問題。這似乎也是自“五四”開始貫穿於中國知識分子內部的一個問題。中國的知識分子麵對著民族的巨大的困局，試圖以新的思想、觀念教育啟發民眾，促進民眾的覺悟，這正是啟蒙的思想基礎。這種啟蒙有一個特點，也就是“我”啟“你”蒙。知識分子乃是已覺悟者，而群眾或人民則是未覺悟者。它的文化設計是一旦人們獲得了覺悟，則社會能夠得以迅速發展。這種思路在整個“新時期”文化中是居於主導的地位的。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的身份在“新時期”文化中是相當清晰的。這種啟蒙意識使知識分子居於一個文化中心的“位置”上。像李澤厚就曾指出過：“中國知識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樣，確乎起了引領時代步伐的先鋒者的作用。由於沒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這一點在近現代中國便更為突出。中外古今在他們心靈上思想上的錯綜交織，融會衝突，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深層邏輯，至今仍然如此。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能從傳統中轉換出來，用創造性的曆史工作，把中國真正引向世界，是雖連綿萬代卻至今尚遠未完成的課題。這仍是一條漫長的路。”
李澤厚這一段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後記》中的話講得非常清楚，把中國“引向世界”完成現代化是靠知識分子來進行的。知識分子為“中國”提供思想，提供向前發展的合法性的地位在李澤厚這裏是沒有任何疑義的。這也是一個“啟蒙者”地位的確立。但90年代以後中國發展的過程卻超出了知識分子的把握和估計。應該說“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直到“人性”、“主體”等等問題的提出，知識分子的確在“新時期”文化中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但到了“後新時期”，這種作用仿佛不那麼清晰了。對社會發展方麵、社會進程的走向及社會話語的運作所起的作用不那麼明顯了。特別是90年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仍很快，而且其方法和道路也與80年代有了極大的反差。這種“邊緣化”處境的出現引起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焦慮與激憤之情。但也是一個估價、反思“啟蒙”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的作用的機會。好像知識分子正在麵臨著自己的重新定位，重新尋找自身的“位置”的時刻。這次1995年的大爭論、大分歧，我們與文化冒險主義者的分歧和爭論無非喻示著知識分子內部的舊的“共識”業已破裂，喻示著知識分子也要重新選擇。這裏牽涉著許許多多問題，但其中心卻仍是如何看待“啟蒙”這樣一個偉大的敘事的問題。
劉：有關“啟蒙”的說法，一定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一定要認定有極為嚴重的蒙昧存在，由於某種原因，人們連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清楚，必須要進行教育，或是由於大的變革要出現了，這個時候，作為啟蒙者的角色一定非常重要，社會也一定要提供一個空間，為啟蒙創造一些條件，而且啟蒙也能迅速收到一些效果。民眾也會很快吸納這種聲音，甚至也能影響社會群體的行為。“新時期”以來的整個啟蒙的進程，我本人也是一個參與者，等於說我是自己來反思這個進程本身。我甚至還在一個特定的階段，是比較中心的，一度還是相當中心的。20世紀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形成了一個很巨大的社會心理空間。1976年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是一個起點，由這個起點開始，很多問題就可以逐步解決了。如“文革”的評價，“四五”運動的評價，這些政治問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個人私生活的問題，諸如愛情問題，按階級出身給群體和個人定位的問題，個人財產權的問題等等。當時由於進入了華國鋒時代，政治上的轉變還是比較緩慢的。政治家所考慮的是“班子”的問題，主要是由什麼樣的人來領導中國的問題，就一直在進行組織的調整。直到1978年逐漸調整到以鄧小平為中心的結構，真正調整好政治結構問題要到1980年了。但這個社會的群體的心理空間在轉變中出現了許多空白，填補是很困難的。因此反而是文學提供了對這種轉變的一種投射，像電影這樣的藝術也是速度較慢的，因為它有個工業化製作的問題，是個規模行為。而文學則比較簡單，隻要有個人寫出來了，有個刊物給他發表，這個過程就完成了。而當時刊物還是比較少的，所以它一旦出現就傳播得很快。像《班主任》這樣文學性較差的作品，也能夠造成可以說是非常巨大的反響。像《愛情的位置》和《醒來吧，弟弟》也是影響大到了完全不能想象的地步。這三篇小說看起來有點可笑，它們提出的問題都讓人震驚地簡單，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20世紀70年代竟還需要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但事情就真的到了這個地步。《班主任》提出的是一個麵對世界文化的問題，它得出的是一個很粗略的答案，就是說你還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和世界的文明斷裂與隔絕。即使這篇小說所舉的例子是像《牛虻》這樣在世界文學中根本沒有多少地位的作品，但它的指向是明確的。民眾在此時已對於這種既與古典文化又與外界文化隔絕的狀況感到不滿和壓抑。當時由《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一下子造成了轟動。這篇小說實際上是否定“文革”的，因為“文革”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的，是要封閉的，要把一切，從西方到中國古典，乃至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及十七年的文學統統一筆抹殺，全部消滅。這個小說填補了這個空間，形成了一種啟蒙的文化。它提出了一個要不要傳統與外部文明的問題，它的結論很明確，就是：還要。
《愛情的位置》也是比較有趣的，它提出了一個個體生命價值問題。它提出一個人除了作為革命的螺絲釘之外，他的情感的要求還該不該存在的問題。《醒來吧，弟弟》的啟蒙是想探究我們是否還有希望。這是針對當時在一片震驚與困惑中，很多人出現的一種絕望的情緒而發的。這幾篇小說各有自己試圖啟蒙的讀者群，也起到了相當的作用。當時還有許多作家也是努力這樣做的，盧新華的《傷痕》，它突破的重點是有關“血統”的“政治原罪”問題，最後小說題目成了這樣一個很大的文學潮流的符碼，說明它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幾乎全社會的焦點都集中在這些大問題上。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遇到過一位時髦女郎，那個時候的時髦主要是與港台接軌的，一身的名牌服裝，我跟她閑談時提起，像她這樣時髦的人還讀我的作品嗎？當時中國的先鋒文學已經興起了，我的作品已經開始邊緣化了。但她就很鄭重地對我說：“你的作品《愛情的位置》我們是在插隊時在廣播裏聽到的，當時我激動得不得了，覺得你讓我懂得了我除了是一個上山下鄉的知青之外，還是有感情的女青年，我可以有政治以外的個人感情。而且不但是我，整個我們集體戶的知青都聽得很興奮，很感動。這影響了我的人生道路。”這位女士的話也可以證實像我這樣的人當時確實參與了啟蒙的工作。但我現在也要不客氣地指出，這種啟蒙也是有它的非常明顯的局限，一旦啟蒙把社會心理和文化的空缺填得較滿的時候，它的作用就不太大了。而且國家很快跟上了群眾的訴求，國家對於啟蒙的要求比文學還要迫切，而且國家有很強大的媒體及傳播方法。如它自己還沒有能力拍出電影時，它可以引進像《巴黎聖母院》這樣的電影，像恢複《大眾電影》的刊名等等措施都被迅速地使用。這樣更直觀、更有力的傳播方式出來之後，文學的位置就很快轉化了，它的作用、功能的改變是相當快的。於是像我這樣的作家也轉向了對人性的思索。啟蒙作為文學的一種功能的作用有了新的發展與演化。啟蒙不再是社會、政治的訴求，變成了文化的、精神的訴求，變成了對人性的思索、追問。所以像《我愛每一片綠葉》這樣的作品，我想可能是一種“二線”的啟蒙，不再那麼直接、那麼明確了。
張：我想這個變化的軌跡是相當清晰的，像《愛情的位置》這樣的作品，它的社會功能、生活教科書的色彩是很濃的。它起的作用是把個人的私生活的空間，個人的趣味、情感、選擇等等還給個人。它也就是要在原有的很嚴格的國家管理與支配社會生活的全能的形態之中，找到一些個人的存在的另類的空間。我最近看王蒙的《戀愛的季節》，感到他所描寫的20世紀50年代初的情形，正與你寫的70年代末相反，那時是國家的管理開始進入私生活的領域之中，開始全麵有效地介入社會的整個進程，各種“死角”幾乎都被消滅了。王蒙小說裏有許多非常有趣的細節寫國家管理的高效率及強大的力量。但70年代末的情況正好是反過來，私生活、個人的選擇等等被賦予了很大的意義。你的《醒來吧，弟弟》、《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都是探討這些問題。我覺得這兩篇小說有很重要的價值。它們都提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那種強力的控製反而造成了青年的意義的匱乏，精神生活的困窘。其中的“弟弟”與“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的徘徊迷茫正是由於對於無所不在的控製所造成的僵硬的文化及社會形態的反抗。但你認為這種“無意義”的徘徊迷茫固然有其理由，卻不可取。於是寫了許多俗世的人間歡樂及對於未來目標的重新確認的可能性。《醒來吧，弟弟》中的朱瑞芹和盧書記可以說是這兩個方向的代表。朱瑞芹所體現的那種人間的世俗的樂趣，當時就給還在上中學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她背一個“馬桶包”，帶來了一些櫻桃之類的細節，直到現在我還能記得很清楚。盧書記則喻示了國家走出了舊的軌道，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他作為一個權威和領導者，親自關心走入迷途的“弟弟”。這些都體現了小說進行“啟蒙”的作用，也就是試圖給予“個人”一種教育，一種啟示，要給予個人一個合乎理性的生活。“意義”就附著在這些人物的故事上麵，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樣就達到了國家和社會都需要的把“文革”的嚴厲的壓抑拋棄清除的作用。這時的小說可以說是一種生活的教科書，它的作用和影響在今天可能都無法想象了。當時一切文化，像人文科學的理論或是日常生活的指導的專欄文章之類，幾乎都需要在文學中尋找，“文學”當時頂替了社會上所缺少的一切文化。它變成了文化資源獲取的唯一的渠道。你的小說當時幾乎就是“文革”話語的一個全能的替代物。“文革話語”當時被批判否定幾乎都是依賴你的小說的衝擊力。你的小說中傳遞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建構新的社會話語的功能。當然這種功能後來很快消退了，但當時的作用之大，還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曆史現象。現在我還是對這樣一個問題很感興趣，究竟你是如何迅速地把握時代的潮流，使自己的寫作領先於時代一步。抓住當時整個社會及文化的走向，這的確很不容易。我想你現在回顧起來，一定是有新的反思。我們可以回過頭去再分析一下，你的小說幾乎是每一篇都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化空間，可供人們從頭開拓，這的確是文化發展中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非常值得我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