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圖書室
林語堂
我在《人間世》雜誌，曾登載過姚穎女士一篇布置書房的文章，湊巧與我的意見相同。如果我也發表過一篇同題的文章，或是曾經遇見過她，那我一定會誣她有抄襲我的意見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寫了一篇長論-表明她的理論如何近似我的理論。茲將她的原文略述如下：
公共大學圖書館采用分類製，用杜威或王雲五的方法把圖書分編成類，固然是好的。但是一個貧窮的學者圖書不夠，又蹇居於京滬的一個狹裏之中，顯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個裏舍之中，尋常隻有一間餐室，一間客廳，兩間睡房，如果很幸運，也許會有一間書房。此外，他的圖書普通都依個人的喜好而來，收集的不會普遍完全。這該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當我坐在書桌前邊收到一本寄來的書，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閱讀時有客來訪，我就把書帶到客廳，去和來客談談這本書的內容。客人告別以後，如果我把書遺忘在客廳，我就讓它擺在那裏。有時話談得開心，我還不感倦意，隻是想休息一會，我就把它帶到樓上，在床上去閱讀。如果書中興趣濃厚，我就繼續深夜燈下書作伴淵蔣建國作讀了下去，如果興趣減低，就把它用作枕頭而睡，這就是我所謂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使書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說，那一處是我喜歡放書的地方。
這種辦法的必然結果，自然到處可見圖書雜誌在床上，沙發上，餐間裏，食器櫥中，廁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這樣能一覽無遺，是杜威或王雲五的方法所不及的。
這種辦法有三點好處：第一，不規則的美麗。各種精裝本、平裝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輕的美術複製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騎士的圖片，一些是現代的裸體藝術照片，全都雜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見人類曆史的整個過程。第二，興趣的廣泛不同。一本哲學書籍，也許和一本科學書籍並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書籍，也許和一本道德經比肩同立。他們混成一片，儼若各持己見的在爭辯著。第三，用之便當。如果一個人把書全都擺在書室，他在客廳中便無書可讀。我用這種方法，就在廁所也能增長知識。
我隻要說這僅是我個人的方法，我不求別人的讚成，也不希望他們來效法我。我寫這篇文章的原故，是因為看我的客人見到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搖頭歎息。因為我沒有問過他們，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讚的歎息，還是反對的歎息……但是我不去理會的。
前邊的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小品文，他有中國古文的輕鬆氣派，以及現代論文的不拘泥之風度。下邊是我寫的後論：
當我收到這篇稿子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說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時候，我很驚異的發現了我自己的放書的理論，已被一個別的人同時發現了。我如何能不就此發揮幾句呢？我知道閱讀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經變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業化的事情。收集書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娛樂，但是自從暴發戶出現以後，現在的情況也隨之慘變。這些人藏著各個作家的整套書籍，裝著美麗整齊，擺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們的朋友麵前炫耀。但是當我看到他們的書架的時候，裏邊從來沒有一點空隙或書本的誤排，這表明他們從來不去一動那些書籍，其中也沒有書皮扯下來的書籍，沒有手紋的印子或偶然掉下來的煙灰，沒有用藍色鉛筆畫下來的記號，沒有楓樹的葉子在書中夾著。而所有的隻是沒有割開的連頁。
所以，收集書籍的方法似乎也變得俗陋了。王雲五利用於公共圖書館中很好。但是公共圖書館與一個窮學者的書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必須有一個不同的原則，就如《浮生六記》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這位作者所發表的意見，是關於一個窮士的房舍花園應當怎樣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書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這個原則，你可以把一個窮士的書房，改變成宛如未經開發的大陸。
書籍絕對不應分類。把書籍分類是一種科學，但是不去分類是一種藝術。你那五尺高的書架，應當別成一個小天地。必須把這本詩歌擱置在科學的文章之上，同時使一本偵探小說與居友的著作並列。這樣安排之後，一個五尺書架會變成搜羅廣博的架子，使你覺得有如天花亂墜。如果架上隻有司馬光的一套《資治通鑒》，當你無心去看《資治通鑒》的時候，就變成一個空空如也的架子。每個人都知道女人的美麗，是在她們予人一種莫名其妙又遍尋不著的感覺，古老的城市如巴黎與維也納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你在那裏住了十年以後，也不確知某一個小巷中會有什麼東西出現。一個圖書室也是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