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北大圖書館
馮至
我在北京大學當過6年學生，也當過18年教師。在那裏既讀書又教書，若說跟那裏的圖書館沒有什麼關係，這不可能，若說我跟它有難解難分的情誼，也不符合事實。因為北大圖書館以及它的“分支”都曆盡滄桑，有過不少變化，我也就跟它有時疏遠，有時親近。
我當學生的時候，北大圖書館主體設在北大一院紅樓的底層，書庫和閱覽室都是利用與課室沒有區別的大大小小的房間。所謂“分支”，我指的是那時各係辦有自己的圖書室，供本係師生使用。我從1923年至1927年在本科德文係學習，曾充分利用紅樓三層東北角德文係的圖書室。這圖書室非同小可，它具有德國大學裏日爾曼學研究室的規模。二十年代初期，德國戰後通貨膨脹，馬克貶值，用少數外彙可以購得大批德文書。北大校當局有遠見，不僅買書，還請來一位頗有聲望的教授。這位教授著有德國文學史，出版過研究萊辛的專著，編過浪漫派女作家貝蒂娜·封·阿爾尼姆的全集，他的姓，譯為中文為歐爾克。那些書主要是在他的建議下選購的。他熱心指導編目，把圖書安排得井井有條，從古德語文獻到當代文學，名家的作品應有盡有，也有少量曆史、哲學書籍以及德語翻譯的其他國家的文學名著。這些書放在約20座高高的書櫥裏，鑰匙由一位年老的工友掌握。圖書室也是係辦公室，上午教師們在裏邊休息聚會，下午學生可以自由進去閱讀，要看什麼書，工友就打開櫥門取出，當然不準帶出室外。德文係的學生人數很少，走進去不愁沒有北京圖書館新貌淵蔣建國作座位。我在那裏度過無數有意義的下午。除了溫習功課、整理筆記、讀教師指定的參考書外，也翻閱課業以外的書籍，如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裴多菲的詩集等都是我在那裏首次讀到的。麵對豐富的圖書，隻怨自己德語根底淺，有些名著還讀不懂。我有時也在這幽靜的環境裏幹些旁的事，寫點詩和散文，或給朋友寫信。我常常一坐就是幾小時，直到工友要關門了，才走出來。在返回宿舍短短的路上，不管天氣是好是壞，總覺得一身輕快，欣慶從書本上又獲得了一些知識，懂得了一點道理。
十九年後，1946年，我又回到北京大學，在外文係教德語。這時北大圖書館早已不蜷伏在紅樓的底層，而是有獨自的建築了，它的“分支”也大都回歸主體。館內有比較寬敞的閱覽室，有幾層樓的書庫，底層東西兩側有兩列研究室，供教授使用。我分得靠西邊的一間，自己掌握鑰匙，我在裏邊工作，有時一直到夜裏閉館的時候。那時北平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的鬥爭十分尖銳，歲月沸騰，群情激憤，我也參與一些活動，但一走進這間小小的研究室，就好像置身於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沒有外來的幹擾，容許我全心全意做我最喜歡做的工作。我的教學任務是教德語，但我自己給我的一個迫切任務是給杜甫寫傳。我在四十年代後期寫出《杜甫傳》初稿的主要部分，不能不感謝北大圖書館給了我許多方便。圖書館領導不僅分配給我研究室，還準許我走進書庫去找我需要的參考書。我找出杜集各種重要的版本，還有關於唐代地理、曆史、製度的典籍袁都是先從書庫裏取出，然後才辦借書手續。那些書放在研究室裏的書架上，使用時可以信手得來，真是一種享受。在書庫裏翻閱書籍，時而也有意外的發現。有一次我從書架上抽出一本羅振玉編的《芒洛塚墓遺文續補》，不料其中收有一篇洛陽出土的《杜並墓誌銘》。杜並是杜審言的次子、杜甫的叔父，死於為父報仇。《舊唐書·文苑傳》裏說“審言子年十三”，可是墓誌銘裏寫著杜並“春秋一十有六”，相差三年，雖不重要，卻也足以糾正史書上的一個錯誤。我記憶中還有一件小事。一天我在書庫最上層一些未編目的書籍中見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論》。我取下來翻閱時，裏邊掉下來一頁信紙，是一個蘇聯人用德文寫的。收信人的姓名從拚音可斷定是羅章龍。據說羅章龍曾經是德文係早期的學生，也是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我認為這頁信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關，把它交給當時講授博物館學並計劃在北大建立一個小型博物館的韓教授（韓壽萱，陝西人，時為史學係副教授）。後來博物館的設想沒有實現，韓教授也逝世了，那頁信也不知下落如何了。
1952年院係調整，北京大學遷到城外，這座圖書館樓不知後來派了什麼用場。我常常懷念它。